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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那些劳工保护计划导致可用劳动力资源不断枯竭，再加上事与愿违的不合理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提前退休，欧洲人中有工作能力而实际拥有工作或想要工作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不过，更重要的因素可能还是在于文化方面，因为各国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主要来自女性人口的工作比例。参加工作或有意工作的美国妇女接近60％，英国的这一比例接近56％，而日本、法国、德国的相应比例都不超过50％，意大利更是令人吃惊地低到38％。左翼专家经常说，这是儿童公共看护服务不充分的结果；右翼专家往往指出，原因在于双职工家庭承担的税负太高；中间派则要抱怨，孩子留在学校的时间太短。与德、法、英、意等国一样，所有这些因素在美国同样存在，甚至美国的情形还要严重。在经济方面，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妇女与男人相比，工作机会的平等程度要低于英、美两国。在这两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比例出现大幅变化，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生产力收益少而又少，家庭收入不断缩水，大批家庭主妇因而外出工作。德、法、意、日等国普通家庭一样感受到相同的经济压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出类似反应，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在妇女工作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差异至今仍然充分反映在各国文化方面。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歧途（2）
对于大部分财富是由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创造的经济体而言，公开鼓励拥有丰富经验的员工提早退休，或者默认打击妇女参加工作积极性的事实存在，都是代价沉重的错误做法。如果任由这种态度持续下去（看来可能性很大），今后几年，对欧洲与日本经济发展的侵蚀还要加剧，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人力与技术资源，先进经济体几乎没有什么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同样重要的还有，在职人员实际工作的努力程度及工作成效。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运转方式又有不同。首先，今天德国、法国、意大利及英国普通人的工作时间比过去缩短了不少，更是远低于美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工人每年平均工作1 800小时，折合每周工作时间为37。5小时（假定每年有4周休假时间）。与此相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少了8％，意大利人少了13％，德国人和法国人大约少了25％。这就是说，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总计不到30小时。碰巧的是，如果与每周平均工作50小时的韩国人相比，美国人和日本人简直就是懒鬼，因为韩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他们多出1/3，更比法国人和德国人多出2/3。稍后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是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不足600美元猛增到今天的18 000美元的原因之一。
最关键的是，日本与许多欧洲国家（不过并非全部）国民每工作一小时的产出也比不上美国。这就是“生产力”衡量的指标，生产力的国别差异十分显著，而且也非常重要。日本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人的工作时间一点也不短，失业率几乎比谁都低，选择继续工作的老龄人口比例比大部分国家都高。但是，日本上述大部分优势都被其在所有先进经济体当中最差的生产力水平（还有妇女低就业率）给抵消了。日本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品与服务的平均产值为34。40美元，比美国工人低了40％还多。法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法国工人每小时的平均产值与美国工人相当——每小时创造的GDP价值约为49美元——但是苦于失业率奇高，工作时间较短。（比利时、挪威、卢森堡等国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还要高，但是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很小，有自己的特殊环境，不足为训。）在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两个方面，德国一点也不比法国强，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每小时创造的产值比法国低了8％。与德国和法国相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参与率也较高，但是每小时人均产值比美国低了18％。
由于存在上述国别差异，这些国家国民较高的失业几率与较低的工作意愿综合作用，再加上有工作的国民工作时间短，每小时创造的产值少，这就意味着如今欧洲人与日本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美国人，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美国，实在是不足为奇。
未来10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如果日本、德国、法国——还有情况稍好的英国——有心避免面对更为艰难的时光，他们的上策就是大力提高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鼓励更多妇女外出工作，还是说服老年人继续上班，都意味着年轻国民与技能较差的群体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在这些方面，无论各国如何操作，工作人口太少、工作时间太短的问题都会因为残酷的人口结构而更加恶化。数以百万计的高峰人口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力规模因而不断萎缩，这个问题已经在日本出现，很快也会遍及大部分欧洲国家，而且这种情形至少还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歧途（3）
例如，德国与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能够搞清楚，1992~2006年间，为什么两国制造业生产力增长幅度比美国低了60％，他们自然就会施加影响，改变笼罩头上的经济衰退趋势。关于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标准答案。许多国家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对此问题，全球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给许多外国客户提供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管制，这些国家的小作坊生产受到特别保护。在日本及许多欧洲国家，的确如此。由于城市采用分区制，在郊区建立工厂或购物广场十分困难，在市区建设大型仓库也不容易。劳工管制阻碍了零售商店夜间营业，制造工厂也因此难以安排倒班生产。针对跨国企业执行官的国际调查往往表明，在加重企业管制负担方面，法国、英国、德国（一般都是这个顺序）一直都是罪魁祸首。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东京、马赛、波恩、利物浦数以千计的家庭式杂货店、服装铺等小铺面之所以能够开业经营，主要就是因为在各种管制措施保护下，他们可以免受来自高效率的大型零售商的竞争压力。
不过，在美国各大城市，同样也有数以千计的夫妻店，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新移民经营。与沃尔玛相比，绝大部分此类小店经营粗放，效率低下。不管怎么样，过去15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的管制制度已经定型，由此导致生产力差距不断拉大。
至于另外一些经常被人提及的原因，也难以更好地解释欧洲经济不振的全部问题。大西洋两岸的保守派通常都会把法人税当作攻击靶子，然而近几年来，欧洲的法人税率已经大幅降低，以至于美国的法人税率差不多成了全球最高的。而且，自1990年以来，法、德、日三国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是企业投资所占GDP比例都高于美国。令人沮丧的是，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而且原因很难归结——远非简单地调整税率、减少管制就能有效改变的。
对此，最佳推测如下：日本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面临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商业文化的基本导向出了问题，这种导向与全球化赋予先进经济体的角色要求不相吻合。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定位十分明确：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全球贸易中各种商品的重要生产工场，产品范围涵盖从T恤衫、塑料帽到汽车、计算机等各个领域。这些成就的取得，大部分都是过去20年来，跨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管理人员，直至最终把整个现代企业组织转移过去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出口增长令人震惊，其他发展中国家只有加速推进本国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才能立于不败。
这种发展变化给先进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规模较小的先进经济体可以面向全球消费者，在少数几个高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从而继续保持经济成功——例如，爱尔兰的对外软件开发、芬兰的手机技术以及瑞典的蜂窝电子技术与高级包装技术。大型先进经济体就会面临额外的发展障碍。在先进制造行业，他们要面对韩国、巴西等国的竞争压力，在高端服务与产品领域，他们也会遭遇成功发展的发达小国的竞争，这些大国因而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否则，必然面临经济衰退。首先，这些大国的大型企业必须抓住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机遇，实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