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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有许许多多种解释。美国人可以更自如地应对全球化，因为美国的人口结构与文化传统更加多元，而且，至少在最近这些年，面对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美国人通常的处理方式比欧洲人更加冷静。除了迅速、彻底地适应全球化，美国企业的选择余地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美国的管制措施与贸易保护相对较弱，由此导致国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美国企业面临的障碍肯定少得多，因为他们无需对付法、德等国种类繁多的管制政策与法律法规，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严格限制了企业按照自己意愿实行重组、解聘员工的灵活性。或许，美国企业只是简单地沿着美国军事及地缘政治力量的路线发展前进。不管应该怎样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个现象，反正美国经济一直都在按照某种方式发展变化，这种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创造了真正优势，而且优势还在进一步增强。这是美国之幸，因为没有什么政府计划的实施，也没有哪个政治人物的许诺，可以阻止，甚至显著减缓全球化进程。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3）
要想准确说出谁会从这些优势之中获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根据近几年盈利纪录判断，美国全球性企业显然是这些优势的获益者。企业高额盈利同样惠及广大股东，股东范围涵盖近半美国人，这是因为养老项目及私人退休账户持有超过40％的美国公司股票。 这些年，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大幅提升——高于欧洲及日本大多数工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很多人来说，生产力水平提升并没有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显著增加。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大量廉价商品，大部分美国人工资收入的购买力有所增加，这个多少算是一点安慰。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廉价商品大量进口，在沃尔玛等折扣率很高的商场购物，一个普通消费者每年可以节省好几百美元。而且，当前工资问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主要来自因为全球化更形剧烈的竞争压力与快速增长的医疗与能源成本之间的冲突，其实，资本回报率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问题在欧洲和日本一样尖锐，他们倒是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其他衡量指标也一样表明，与其他大的先进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具有领先优势。保证有工作意愿的人充分就业，就是检验经济发展健康程度与活力强弱的传统标准，即使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遇到一些新问题，就业率仍然是美国的优势之一。过去10年，美国工人求职不得的平均比例是5％，比英国低了大约1/5，比德国低了2/5，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半。只有日本一直保持低于美国的失业率。美国人一旦失业，他们通常都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过去10年，能在6个月内找到新工作的美国失业工人大约有80％，相形之下，瑞典的这个比例是65％，英国是60％，日本与爱尔兰是50％，而德国和法国更是只有1/3。美国在职工人每年工作时间也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除外）——分别比英国、意大利与爱尔兰、德国与法国多了10％、15％、25％。工作时间短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工作时间长短差别也正是欧洲工资收入较少、人均产出较低的原因之一。
当今时代，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言，开发、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的能力，几乎与保证就业的能力一样重要。而这也是美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领域。过去10年，计算机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商务活动及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除了美国，其他都是一些小国（或地区）——瑞典、芬兰、丹麦、新加坡、香港、韩国、百慕大群岛及澳大利亚——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实现这个目标。尽管美国幅员十分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门类数以千计、行业经营千差万别，而且也没有制定促进信息技术发展、传播的国家政策，但是，到2004年，每百名美国居民平均拥有的微机数量超过76台，使用互联网的国民比例达到63％。此外没有哪一个规模庞大、门类众多的经济体能够接近美国的这些指标。日本百人微机拥有量接近美国，但是网民比例只有50％；英国的网民普及率跟美国差不多，但微机拥有量差距很大。在这两个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落后于英国和日本，与美国自然更是相去甚远。
在信息技术领域，欧洲与日本正在紧追慢赶，但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他们还是落后美国20年，这就意味着未来10~15年内，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先优势很有可能继续扩大。美国在这方面的有利形势持续扩大，部分反映了经济学家所说的“综合性先行者优势”（pound first mover advantage），或者说是受益于率先开发诸多新技术。美国的研发网络、企业文化及商业环境并不具备生产全球性重要产品的最强优势——例如，日本就是全球最强大的汽车制造国——但是，美国特别擅长开发、传播新技术。美国发明家与IT企业早期形成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关键知识储备、业务流程规范以及重要关系网络，这些领先优势又轻易扩展到了大多数产业部门与市场角落。因此，美国发明家与美国企业不仅能赶上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大多数首轮技术创新，而且可以在后续各代技术进步过程中一直保持领先，因为美国拥有更多的智力、文化及组织资本，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这些工作。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4）
有些技术进展的实现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经济学家称之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开发这些技术的美国人不见得就比英国、德国、日本或印度的同行聪明——但是，当上世纪80年代IBM公司正在物色微机操作系统开发人员的时候，互联网尚未正式成型，该领域所有聪明的欧洲与亚洲年轻人都被隔绝在大洋彼岸。而在今天，所有的IT开发人员不管身处何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悉这个绝佳机会。不过，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与潜在回报通常还是会多一些，因为美国IT行业规模庞大得多，而且工资税率一般也低于其他国家。为什么美国有1/3理学博士学位、3/5工学博士学位授予外国学生，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将近一半也是生于国外，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约有40％的硅谷新兴公司是由印度发明家与企业家创立，为什么来自欧洲与亚洲成千上万的年轻技术人员选择在美国工作，如上所述，美国独有的吸引力可以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几年之内，欧洲与亚洲的开发人员将会取得人人称奇的突破性成就，但是，美国在IT创新方面的综合优势地位还是十分稳固。
美国的这种优势并不限于IT行业。社会科学家通常根据研发投入所占GDP比重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研发情况。但是，在全球创新竞赛中，更为重要的是投资周期的长短，以及研发结果的商业化程度。在这方面，美国还是表现出广泛优势。例如，2003年美国的研发支出接近3 000亿美元，而欧洲各国的总和为2 100亿美元，日本只有1 000亿美元，中国更是不到800亿美元——并且2003年各国研发投入差距比1990、1995年都要大。这正是美国发明家与美国企业在生物科技与纳米技术这些很有前途的领域拥有早期领先优势的原因之一，这些领域涵盖转基因食品（大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对此持抵制态度）、个性化医疗、重度污染水过滤、先进太阳能技术等。在这些领域，美国的早期领先优势最终也可能无关紧要，因为谁也说不准哪种新兴技术一定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与商业价值。不过，今后如果一旦有这些领域的某项技术带来滚滚财源，那么这种情形最有可能出现在美国，因为美国年度研发投入、跟踪最近技术突破的科研院所与新兴公司数量都比其他国家多得多，而且每年还有200多亿美元的私人长线风险投资，随时准备投向尚未成熟的新兴技术。
如果说美国在先进技术方面的实力如此强大，那么在这些领域为什么还会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呢？难道真像公共评论员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最近警告的那样，“美国正在拱手让出技术领先优势地位”？普雷斯托维茨与其他一些人得出结论，为了保持美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力，需要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向先进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