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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事业经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与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交往之初，西方公司不得不设法学习、尊重并适应当地的传统及法律。事实证明，在###国家，西方公司适应困难，有时干脆就是不可能适应。在这些国家，按照###法律，西方公司的经营管理时常无法施行，这也正是大多数严格执行###教义的国家至今一直没有跨进全球化门槛的原因之一。不过，大多数非###国家对西方公司的经营风格和管理方式都能很快适应，从作息制度、团队协作、知识产权，到牛仔裤、摇摆舞，统统都能接受。但是，当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问题足够严重，尤其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之时，这些企业的战略底线也会为之让路。也许就在很短时间之内，由于致命禽流感全球传播，各大制药企业就会因此放弃自己药品的知识产权。同样地，全球气候变化也可能迫使各大石油、钢铁、汽车公司放弃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安排的投资计划。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跨国企业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资本与政治技巧，就跟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力资本一样。特大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个政客或某个政党屈从于沃尔玛或道达尔的某种要求，尽管这种事情肯定会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或一个政府的政局稳定而言，任何单一的外资企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除了那些最专制的独裁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可以承担怠慢那些全球最大公司的代价。跨国经营的各大公司作为一个群体，会有一些特定的共同需求，包括员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劳动培训、方便高效的资本市场、标准化的全球电信服务以及企业利润的较低税率。结果就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不管自视为保守主义、改革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求政府角色定位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全球化。全世界政治、文化方面的正常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放松管制、加强培训，积聚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些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电信服务及其他技术标准与全球一致，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法人税也在不断降低。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
在时常被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尽管在狂热的花言巧语掩盖之下，他们的大部分论述错误百出——不是指他们没能预见全球化进程会帮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这个微不足道的最小失误——但是，早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正确看到了这一点。
辉瑞、诺基亚等全球性特大企业，利用自己的庞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销售其产品，他们的经营能力取决于在数十个国家，掌握遵守各国不计其数的法律规定、医疗与保险要求、税收及劳工政策等方面的本领。在中国、印度、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如果不与上上下下的官僚合作，根本无法开展经营活动，也不能指望法律制度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治关系网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特大企业，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市场，成功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往往在于争取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特殊补贴。
各大企业资产重心不断移向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主导全球市场的各大企业的力量对比。2005年，全球150强企业，金融与医疗领域企业所占比例是39％，这些行业雇用了大量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相互激发，创造价值，因此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管制与特别监管。1984年这类企业在全球150强所占比例是12％，仅仅21年时间，这一比例就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即使在制造业领域，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数量也是急剧上升。1984~2005年，通用电气公司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岗位数量翻了一番还多，比例由25％提升到50％以上，而其员工总数却不断减少。通用电气之类公司，雇员结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全球观念经济开始发挥效力——同一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通用电气人均纯收入由13 000美元飙升到54 000美元。
到2010、2015或2020年，哪家公司会执全球市场之牛耳，我们无法预知。但是，未来10~15年，各个行业盈利水平的相对高下，重要程度的行业差异，我们却可以合理推测。在当今全球经济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所有各大企业当中，石油巨头的前景最为悲观。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一直都是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者。现在，全球10强企业中，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占了6家，全球50强中，他们占了11家。但是，未来10~15年，由于气候变化，这个行业将会面对不断强化的政府管制；由于气候变化及油价高企，他们还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激烈竞争；随着能源争夺逐步成为大多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国之间将会出现持续紧张，石油企业也就会面临新的政治约束。
未来10~15年，可能的赢家包括医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及新兴基因技术企业。遍布全球的老龄人口不断增长，医药需求自然大幅增加；随着许多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出现财政危机，低成本医疗替代产品需求就会上升；在生物技术领域，随着许多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会产生大量转基因食品需求。芝加哥生殖遗传研究所主任瑜瑞·沃林斯基（Yuri Velinky）预测，10年之内，利用父母晶胚干细胞就可以治愈儿童白血病。诺曼·博罗格（Norman Borlaug）是拉美地区农作物基因改良的领军人物，他预期改良基因的小麦会大幅增产，从而很快缓解印度的粮食紧张。未来10年，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及环境限制的全球汽车生产厂商也会实现繁荣发展。中国、印度、孟加拉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国民收入快速增长，道路建设进展迅速，汽车需求不断增加。单是一个中国，到2020年，汽车保有量预计就会从现在的2 500万辆飙升到1。4亿辆。未来10年，全球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公司也是前景看好。由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接入价格的不断降低，而其应用又持续扩展，在所有发达国家，这些技术的覆盖范围，已经从最早采用此类服务的大型公司、富裕群体，普及到小型企业与寻常百姓。未来10年，同样的过程肯定也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重复。廉价手机不断涌现，MIT媒体实验室最近推出了源码开放、仅售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产品都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及电信服务的普及吹响了号角。
由于信息技术与电信业务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所有行业领域，各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网络的一体化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至少，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产出回报会持续、强劲增长，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利润率会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除了那些规模最大的行业巨头，所有其他企业也都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这也增加了产业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能的工作压力。像思科（Cisco）公司一样，许多特大跨国企业正在慢慢退出产品的直接生产，而把重心转向设计、管理、调整、运行其他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由这些公司负责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生产、营销、配送，从汽车、服装生产到信息、金融服务无不如此，正是通过使用这些产品与服务，普通大众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
一个特大企业要保持盈利，自然有其规模极限。全球市场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超乎想象。单是丰田、沃尔玛这样的一个公司，企业全球网络就涉及诸多开发商、制造商、供货商、分销商，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群体遍布全球几十个不同国家。在这些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层层组织架构，中上层管理者必须努力保持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下属之间的沟通协调。根据最近一项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