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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时会超出各自的能力范围。对于全球化与人口变迁双重压力之下难以实现的传统义务与美好愿望，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依然紧抱不放，这严重制约了其应变能力。未来10年，如果不能想方设法实施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影响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价值观，将会因为世界发展变化而遭受严重损害。
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又异常紧急的是，至少在未来10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此外，美国远为松散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开放，更容易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不管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还是今天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才熟悉的全新科技，他们都会及时引进。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
中国的经济优势，不仅来自能够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亿万廉价劳动力，而且更来自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推动的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僵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死抱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终宣告失败的、腐败透顶的国营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尽管中国在此之前10年就已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很难想象中国的现代化会取得如此成就。大多数西方人因为冷战迷雾的笼罩，没能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就开始放弃（教条主义者标榜的）（为弱化政治敏感性，译者酌加）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首选农业作为试点，在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落后国家，这是相当敏感的。农业改革积累的经验让下一代中国领导人获益匪浅，学会了如何实现等在他们面前的更大范围的平稳过渡。邓小平在北京发布一系列指示，放松了几十年来国家对粮食定价和流通的严格控制，迫使几千里之外的数亿农民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几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粮食剩余，粮价随之下跌，广大农民依然难以摆脱贫穷。与此同时，邓小平打破了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和当地领导一起创建了千千万万小型乡镇企业，开始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补充。10年不到，中国就把不计其数的农民转移到其他行业，而欧美国家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GDP贡献最大、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经济成分。
苏联解体，中国实现了更大飞跃。20世纪90年代，中国彻底抛弃了阻碍苏联几代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重拾列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与国家本身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国家比企业更重要，因此开始把给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要求企业上缴利润，以支持公共财政。这项改革雷厉风行，影响深远，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规模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小，而仅比美国和日本大一些。中国共产党甚至悄然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通过修改党章，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代表广大人民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当一些欧洲知识分子依然坚持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时，###已经发出信号：党已张开怀抱，迎接作为资本主义人力要素的新一代企业家，一道推进现代化进程。在俄罗斯，政府把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换取毫无价值的股份，把自然资源卖给少数寡头资本家，作为短期政府贷款。而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国有企业依然紧抓不放，但是鼓励千千万万年轻人自己创业，一展身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明确宣示鼓励私营业主加入。
中国领导人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快速改革，目标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内，他们放弃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户籍制度。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向外贸、外资完全开放，中国新兴企业家因此得以与急切向中国转移资本和技术的外国公司创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大量涌现，削弱了10年前在中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乡镇企业的地位。到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市场处境急剧恶化，先是被外资企业压倒，后来又被内资企业超过。截至2005年，将近50 000家中国企业有了外资合作伙伴，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规模超过1 250亿美元，其中900亿集中在制造业。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
西方国家经常批评中国，在其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奥秘所在。在多数欧洲国家，工会、农民及传统行业组织都极力坚持原有的管制政策，拼命维护已经极不适应全球化要求的现行体制。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公开抵制。未来10~15年，中国模式将会接受真正考验。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力量日益增强的改革还是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与19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十分相似，由于幅员辽阔，革命性的改革进程在远离沿海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依然有待推进。
未来10年左右，这些改革会离亿万中国家庭将会越来越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必须建立完善西方发达国家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的精密复杂的社会、金融制度。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私营化的银行、保险及抵押贷款机构。在中国现行金融制度下，几个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吸收亿万居民的小额储蓄，然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企业一旦倒闭，数以千万亿计的银行呆账就不得不一笔勾销。就像制造业一样，中国的金融业也得实现现代化。除非爆发经济危机——比如石油价格涨到每桶150美元——否则，外资一定乐见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破产倒闭。根据当前时间安排，到2010年，中国将会向支撑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西方及亚洲银行巨头开放市场。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通过合资企业悄然启动，中国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本土银行及保险企业与外资银行及保险企业同台竞争的局面。金融业放开之后，中国真正面临的将是政治挑战：商业银行再也不愿向依然雇用大量工人的没落国企发放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情形与此类似。未来10年，中国将要兴建大量的公路、桥梁、光缆、机场、地铁、高速铁路及水处理设施，建设规模超过欧美各国的总和。正如中国领导人满心希望的那样，西方公司一定会争取拿到大多数电信与交通运输领域的项目订单。截至2005年，在电信及交通运输领域，中国已经有将近600个工程项目吸引外商参与，外资投入达到60亿美元。以快速增长的财税收入为依托，中国也会投入上千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兴建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
中国大兴土木，建设现代化公路、铁路、机场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不仅出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考虑，尽管这在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中国，还要考虑全国各地共同发展这个因素。沿海与内地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已经显现无遗，不平衡现象有目共睹。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就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而中国迄今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成百上千的小城镇，兴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展望繁荣发展的经济前景，成为中国政府平息当地民怨的主要途径。
未来10年，中国政府还要建立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养老、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等保障。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些随波漂流、茫然无助的平民百姓才会拥护、支持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根据以往经验，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会寻求西方咨询服务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帮助，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