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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胡适到“文革”）中左得出奇的打手，追随“四人帮”的梁效之流，哪个不是高学历？再去翻翻一部中国史，哪次动乱不是高学历者策划的？
高学历绝不代表高素质，低学历更不表示低素质。且莫说千百万无文化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这套大道理，像王进喜、孟泰、王崇伦这批共和国英雄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学历。在没有文化的群众中那种淳朴、勤劳、正直这类高尚品质，恰恰是高学历人群中所缺少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文化越多越反动”。这种观点和“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或者“文化越少越反动”一样错误，无非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而已。应该说，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学历没有一比一的正相关关系，尤其与父母的学历更没有什么关系。用学历高低来判断人的素质，甚至用父母的学历来判断人的素质，完全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
让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低学历的人少生孩子；绝对无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且不说，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者人数很少，即使让他们放开生，随便生，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总人数中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暂且不说，这些高学历的人是否愿意多生（实际高学历者更不愿多生，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太大了，即放弃的东西太多了）。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不是生育，而是教育。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民族素质还不是十分高，但其原因不是高学历人生的孩子少，低学历的人生的多了，而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发达。且不说大学生入学率相当低，首先是全民教育普及程度太低，一些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多，成年人中文盲比例也高。不少人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这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落后。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有一个过程，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有一个过程。想通过高学历者多生孩子来迅速提高民族素质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想。
我们提倡优生是指每个人都要少生和优生，并不是让高学历者多生。主张高学历者多生的观点不禁让我想起希特勒的优生论和“四人帮”的血统论。让这种观点泛滥，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如何能提高呢？
但愿高学历多生论仅仅是个别动机正确者的一时糊涂想法。
别学周扒皮
在泉州时听说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温州老板拉走了。这家企业的老板第二天早上看着空荡荡的厂房，欲哭无泪。正好一个学生曾在这家企业工作，问其原因，他说，老板对工人太苛刻了。扣身份证、工资低且不按时发，工作时间长而条件差。总之，这位老板对工人颇有点像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
像这样的问题在许多民营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营企业老板经常为缺乏好工人而发愁，劳资纠纷困扰着企业发展。他们抱怨民工素质太差，却忘了反省一下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不能说民营企业老板不重视人才，他们舍得花高价雇佣总经理或其他高层管理人才，也能善待技术或营销人员。但他们并没有把一线工人作为人才，总觉得民工有的是，花点钱就可以雇到，用不着搞什么激励机制，甚至缺乏基本的尊重。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个团队当然缺不了管理、技术人才，但同样也缺不了普通一线工人。有再好的管理和技术，产品终究要靠这些普通工人去生产。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桶的容量由其最短的一块板决定。如果没有工人这块板，企业这个桶，一点水也放不下。航天飞机的事故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关键部件，而是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企业的问题往往发生在最平凡不过的工人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也是人才啊！
把工人当人才，就要有一套激励工人的机制。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往往是针对高层的，这并不完整。激励机制应该针对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最底层的民工。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股票期权就不适用于普通员工。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是逼他们好好干活，而是让它们自觉自愿地好好干活。像周扒皮那样苛待长工的做法，恐怕是一种负激励机制。
但仅仅有激励机制还不够。别学周扒皮更重要的含义是，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利益。这就是说，仅仅是激励，有点利用的意味，像给一匹马吃点好草料，让它跑得更快点一样。让员工分享企业利益就是把每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平等一员，真正尊敬他们，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总结为10条规则，其中5条都是讲善待员工的（包括与所有同事分享利润；激励合伙人；与员工交流沟通；感激员工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位员工的意见）。能否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是成功企业家与周扒皮之间最大的差别。当你把每一个员工都作为自己的朋友，真诚地尊重他们时，他们会集体逃亡吗？
包括泉州那家制鞋厂老板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仅仅是把工人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甚至不把工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尊敬。这正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或者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降低成本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重要的，但降低成本绝不等于压低工人工资或虐待工人。经济学中重视效率工资，就是给工人以高工资而换取更高的效率。这才是真正的降低成本之道。别以为周扒皮是节约成本的好手。当长工不给他干活，甚至有意破坏时，哪有效率呢？没有效率，成本会降低吗？历史上谁见过一个企业是用周扒皮式的方法成功的呢？只看见给工人低工资省下的那点钱，看不到企业的效率，那是土财主，不是现代企业家。那也不是成功之路，而是自掘坟墓。
一些民营企业家是由农民而来的。他们的优点——勤奋、能吃苦——来自农民，他们的缺点——周扒皮式的刻薄——也来自农民。从农民变为现代企业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要求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种改造的起点是别学周扒皮，从善待民工开始。
公务员收入有多少
据一份调查披露，公务员的收入在13个行业中排位第七，属中间偏下。所以，常有人为公务员收入低鸣冤叫屈，也有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之举。我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总体并不算高，加薪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收入到底有多少。
许多对公务员收入的估算仅仅根据工资收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与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工资指货币收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收入包括个人以各种形式得到的所有收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收入除固定工资外，还有各种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助等等。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各种实物形式的补贴、福利待遇以及工作中消费。比如，免费班车、低价住房、公费医疗、带薪假期、免费或低价工作餐等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指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之和。货币收入是显性的，容易计算，非货币收入是隐性的，不容易计算。许多收入计算，包括衡量收入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纳税收入，都只计算货币收入。许多人在给公务员的收入排队时依据的也是货币收入。
仅仅把货币收入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会引起极大的误解。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的25％左右。这种非货币收入实际是对货币收入的扣除。例如，许多公司或机构都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般而言，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收入中非货币收入部分更高一些。在企业中，大公司员工非货币收入高一些，中小企业要少得多。
在计划经济下，非货币收入这一部分要高得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房租等等福利都是非货币收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享受。这些都是非货币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收入分配有两个体系。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收入是市场化的，非货币收入正在消失，收入走向货币化。在体制内的机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