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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亲自开山挖石，尽力乎沟洫。《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大禹治水，不避劳苦，依据地势，疏导河水，消除了因河流泛滥而带给人们的灾害，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于是大禹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大禹能够不顾自己的安乐，领导人民治水，又领导人民耕作，以为民先，组织并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是非常可贵的。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发展了权力，成为部落的核心。他利用治理洪水的功绩，得到酋长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威信，逐渐地控制了部落的一切大权。
古代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大禹时期与共工、三苗等部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禹攻共工国山。”晋郭璞注：“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又《大荒北经》云：“共工之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去掉该记载中不合理的成分，可以看出禹部落与共工氏部落发生的战争是残酷的。
禹与三苗的战争，古史多有记载。三苗，徐旭生认为应属苗蛮集团，在地域范围上应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战国策·魏策一》云：“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三苗与中原华夏族有过长期的激烈的冲突。这种战争大约自尧、舜一直到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尧“放欢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鲧於羽山。”舜则继续讨伐三苗，然而却“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接替领袖以后，接着讨伐三苗。《尚书·大禹谟》记载：“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联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罚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七旬，有苗格。”《大禹谟》或许是战国人利用旧史料进行整理而写定，其中夹杂的可能有战国人的臆造，但是所记载的史实应有可信之处，那就是大禹时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而且以大禹取胜告终。这种事实在《墨子·非攻下》亦有记载：“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太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禹征三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三苗格”，“天下乃静”，也就是在大禹征伐三苗以后，曾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大禹在战争中势力大大增加。
大禹率领着众多的邦国君长，进行了讨伐共工氏、三苗氏的战争，以“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与“群后”誓师，这表明禹的势力与地位已大大增强。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扩大了实力，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权力逐渐膨胀起来，为大禹的传子打下了雄厚基础。
按照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禹年老退位时，应把权力交给伯益。但是大禹在为部族领袖时，势力膨胀，其他邦国的君主、酋长皆不能与之抗衡。《史记·夏本纪》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所说的“佐禹日浅”，显然是借口，但天下部族长皆不承认益，而承认启则是事实。大禹为启的即位已经打下了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而伯益则在没有基础，或者势力远不及启的情况下，自然是要失败的。禹的传子宣告了禅让制度的终结，夏王朝产生了。
《礼记·礼运》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礼运》篇所讲的“天下为家”，“世及以为礼”正恰当地表现禹把“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历史事实，完成了禅让制向传子制的嬗变。
启接替禹而即位为王以后，传统的禅让制仍然不甘心退位。首先，伯益是夏后启的坚决反对者，而结果“益干其位，启杀之。”启杀掉了伯益这个对手，除掉了影响他即位的障碍——禅让制下的最后继承人。继而，又有西方的有扈氏 （ 陕西省户县 ） 起兵反对，《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朝的传子制曾遭到禅让制的拼死抵抗，说明传子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亡。”有扈氏为了维护部落的禅让制，但却无法战胜强大的夏代王权的力量。它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这个农业民族中，“家天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扈氏的抵抗是徒劳的，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历史的进程。
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民主推举的禅让制度。当国君的权力逐渐发展、膨胀，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其他的首领时，他们就要求把国家的领导权像家产一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愿再禅让给其他首领。经过反复的战争和较量，夏后启战胜了伯益和有扈氏，使世袭制度得到确立，传子制终于代替禅让制，出现了父子相承的“家天下”的局面。禹、启父子二人相继成为夏王朝的国王。夏王朝建立。
二、夏王朝的国家制度
职官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凡建国家者，必有职官。夏王朝建立国家后，也同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政权机构。职官制度是国家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后”。《史记·夏本纪》曰：夏“国号曰夏后，姓姒氏。”禹、启又分别称为夏后禹、夏后启。《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曰后以施令以告四方。”后，就是向全国发布政令的国君。《国语·周语上》载：“《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 ？ 后非众，无与守邦。”即民众如果没有“后”，去拥戴谁，受谁的号令呢 ？ 而后，如果没有众民，谁为后守邦土呢 ？ 从而说明夏后与民众的关系。
夏代国家政权初创，故官制也比较简单。
六事之人。《尚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王曰：“嗟 ！ 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安国注云：“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孔安国认为“六事”指的是军事。按此说，六事之人指的应是六个掌管军事的长官。夏王朝的时期，军事和民事还没有分开，这些长官当既管军事又管民事。
夏朝的官员称为“正。”《尔雅·释诂》：“正，伯，长也。”郭璞注：“正，伯，皆官长。”夏朝有“车正”。如《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夏少康曾为有仍氏（今不知何地）“牧正”，为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县一带）“庖正”。有仍氏，有虞氏皆夏王朝的同盟小方国，既有牧正、庖正的长官，夏王朝亦应有此官职。
夏王朝建立以后，也随之出现维护国家统治的暴力机构和手段，如刑罚、监狱和军队等。
《尚书·吕刑》记载三苗之君的苛酷刑罚，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 耳刂 、、椓、黥。”伪孔注云：“三苗之主顽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罪，於是始大为截人耳、鼻、椓阴、黥面，以加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