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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發表於 2006/12/09 11：42 PM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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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辞激烈的质疑给郎咸平带来了或明或暗的压力。
8月16日，郎咸平教授针对格林柯尔发来律师函一事在北京长江商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本报记者在会前对郎咸平教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专访。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
记者：收到顾雏军律师函的时候，你觉得意外吗？
郎咸平：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律师函。此前，即便在对德隆等企业的研究报告发表后，也没有收到过律师函。
我觉他应该还是走法律程序好一点，像他律师函中所用的这个口气，让我更加火冒三丈。难道你还可以用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吗？那我就等着你。不仅我等着你，全国老百姓都等着你，看看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他的这个做法，我不仅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如果他像海尔一样低调，那么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更加深了我奋战到底的决心。可能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吧。
记者：对于你挑战内地企业的做法，你的家人和朋友是怎么评价的？
郎咸平：对于这个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有人问会不会因此带来什么麻烦。我说不会。既然我讲了，我就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
我敢讲就敢负责任。我研究所用的一切资料可都是格林柯尔公布的。
记者：除了记者会之外，你还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郎咸平：最近有相当多的律师来找我，建议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民间发起的“保护中小股民委员会”。对不法的上市公司，通过类似的研究揭示出它们非法的本质来，然后就采用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我也在考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我希望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请谈谈你做这些研究的目的。
郎咸平：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改变大家对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维误区，保护国有资产。这是比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更迫切的一个问题。从现在媒体和网民的反应来看是很积极的，我对前景也很有信心。
产权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解决了产权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私人公司破产的比国有公司要多得多。把任何问题都归结于产权的人，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我希望研究能够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让大家提早觉醒，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这些研究是有利益背景的。你承认吗？
郎咸平：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
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没有哪个上市公司老总会认为郎咸平是为钱做研究的，只有一些小人物会这么想。
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
“合法的操纵真是太可怕了”
记者：请谈谈格林柯尔报告的出台过程。
郎咸平：我本来就很想研究顾雏军，对他已经关注了很久。他很高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每当他完成一次上市公司收购以后，股价立刻大涨，业绩在几个月之中就突然变好。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完全违反了金融原则。一个公司由亏转盈是非常困难的，公司的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没有几年功夫是做不到的。
他几个月之内就能转亏为盈，这其中一定有猫腻，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操纵。这就是我想研究他的原因。
正式的研究是从今年4月开始的。在我的指导之下，几个学生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平均只睡4个小时，耗时3个月，才把这个报告做出来。
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公开披露的资料，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在里面。要用他自己披露的数据来证明其中存在的矛盾，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记者：此前，你研究的重心都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人们称你为“郎监管”。现在有人把你叫做“国有资产守护人”，为什么你的研究突然转到了国有资产保护上面来？
郎咸平：不是我刻意转的。我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在研究中我突然发现，问题不是那么单纯。在收购的过程中，国有资产也大量流失。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我本来是想通过研究来证明，被收购公司突然扭亏为盈是一种数字操纵的假象。后来，我们证明了顾雏军是通过费用的调整来实现扭亏为盈的。做到这一步，我们就不禁想：为什么顾雏军能够事先调高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水平呢？随后才发现，原来调整费用的时候，顾雏军已经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这让我们很好奇，再次的调查发现，在格林柯尔所有的上市公司收购中，顾雏军事先都已经是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费用的调整是在顾雏军担任董事长的任内完成的。
调查到这，我们又想：是谁让顾雏军当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呢？被收购的这些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而且都存在大股东欠钱不还的问题。根据披露的资料，顾雏军通过各种方法让大股东不用还钱了，那么是不是有“投桃报李”的嫌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