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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靠墙再两个，还剩下一点空间留给晚上去厕所用……够了……
然后看厕所、浴室和厨房。
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一个小小的后院。后院被有如一把张开的大伞似的晒衣服架塞得满满的，上面挂满五颜六色的内裤。好象我们的邻居是做内裤的。
对了，有一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
我和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租下来。
我试探着和Mark砍了一次价钱：能再便宜点吗？
Mark竟然说可以，＄90一周，条件是我们要住满三个月或者以上。
回到Mark的办公室签租约。
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要有一个保人，否则不能租给我们；
二、房客不能超过二个，违章要受到处罚的。
保人没问题，我把Peter的住址和电话（包括他在乡下的牧场）给了他。Peter当时是墨尔本最大的一家医院的摄影师，社会地位很高。我能有这样的保人连Mark都很惊奇。Mark立刻给Peter的牧场打了电话，没谈几句，就把房子租给我们了。
我对Mark撒了谎，我没告诉他我们六个都要住进来，我说他们只是我的朋友。
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房子＄90租下来，六个人住每人＄15，两个人住就每人＄45了，差＄30呢。按当时的汇率，＄30相当于人民币240元！差不多是普通中国人两个月的工资了！
撒谎时，心里紧张得直跳，生怕被Mark识破。
没想到Mark居然相信了我，当时就和我签了租约。
后来我才知道，澳洲人都很诚实，你说什么他们都相信的。
再后来，我们在澳洲呆久了，也都变得诚实起来。
其实，细想下来，诚实应该是生意人之本。只要你诚实，总会得到回报的。
房子的问题解决之后，心里踏实了很多。
我们决定第二天就搬进来。
第二天是星期一，英语学校都开学了，Jack他们几个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都要去上课，他们商定下午上完课再搬。
我没去上课。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是来学英语的，我也不在乎那个什么鸟出勤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要在三个月内做很多事情呢。我要和某一所大学建立联系，搞一个中国贸易问题讲座，如果可能，还要建一个中国贸易咨询中心；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的尽快把学生签证换成工作签证，甚至直接申请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这些都具备了，就可以开始我的事业了。
我的时间是以天计算的。
两天过去了，我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件，初步了解了墨尔本；
第二件，去英语学校报了到；
第三件，找到一个栖身之地。
现在是第三天，星期一，我要尽快联系那三所有可能和我合作的大学。
我找出电话，并开始在心里组织讲电话时可能要用到的英文句子。要尽量使用有教养的英文句子，要口齿清晰，要言简意赅，要显得很自信——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机会。
我在三所大学中首先选中墨尔本大学。
我在出来前看过澳洲一些大学的介绍，墨尔本大学是澳洲最好的名牌大学之一，而且在全球大学的排名十分靠前。
我拨通了电话，一个清晰甜美、充满欢乐的女声问我“早上好”。
我按照我刚刚准备好的程序，一字一板地告诉她，我是David金，我刚刚从中国的上海来到墨尔本。我在上海时曾和墨尔本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的经济系主任Grame教授有过通信联系，商讨有关在墨尔本大学举办中国贸易讲座等事宜。我希望能和Grame教授面谈。
我等了两分钟，电话就转到Grame教授的办公室了。
我还是按照实现准备好的程序，把这通话又说了一遍。我只是多说了一句，我强调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我的讲座会对想做澳中贸易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Grame教授同意跟我见面。我们商定，第二天，在我的住处详谈有关合作细节。
我知道，我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
…
04成功第一击（1）
…
成功第一击：来澳第5天在墨尔本大学讲演
来到澳州的第四天，我在家里接待了墨尔本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经济系主任Grame教授。
我是说，在我自己家，我自己租的那个房子。
我在Peter那儿住了三天，第四天，他带着他漂亮的金发女友从牧场一回来，我就搬走了。我本来想过，要不要在Peter这座漂亮的花园洋房里再多住上一、两天？我想在这里接待Grame教授可能会更好些。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作为一个澳洲人，Peter能为我提供这三天住宿，已经难能可贵了。再说，我也没必要在Grame教授面前摆阔。我本来就是个留学生，住房简陋点也是正常的。
问题是，我的“家”，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那是个旧楼。最重要的是，没有家具。当然，你也可以租有家具的房子，可那样房租就要贵很多。我们的家没有一件家具。我们有的只是不同花色、大小不一的旅行包。这东西我们有很多，每人平均两个，我们有六个人。想象一下吧，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摆着十几个旅行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而且我们都是睡在地毯上的，晚上铺上被褥睡觉，白天再卷起来。就是说，在地上除了那十几个旅行包之外，还有一卷一卷的铺盖卷。再想象一下，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房间真的是给摆满了。
这就是我的家。
为了迎接Grame教授的到来，我去了后院，把应该是晒衣服时用的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拣了回来——总不能让Grame教授象日本人一样盘腿坐在地上和我谈合作吧？
我自己呢？象日本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也不合适。
我又出去转了一圈儿，结果还真就有收获，我拣了两个牛奶箱！
我不明白好好的牛奶箱为什么要丢在马路上。可我马上发现了它的妙用——在上面铺点软东西，它是可以坐的凳子；在两个牛奶箱之间搭上块硬木板，它就是可以些字的桌子；如果再多拣几个，比如八个，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做成一张可以睡觉的床！
为了烘托我的专家或者是学者风帆，我把带来的那两箱子书全部拿了出来，靠墙摆了好几排！再加上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和铺了件运动衣的牛奶箱，总算是可以接待Grame教授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天Grame教授看到我这个“中国贸易专家”住的如此寒酸之后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他——是我的自信？还是他们真的对中国一无所知却又真的很想了解中国？抑或是，我生活如此窘迫却又如此心高气盛，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总之，在他最后离开我的住所之前，他答应了我：开一个中国贸易讲座。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我和Grame教授坐在一起商谈合作时一定很滑稽——他是个高大而健壮的英国人，偏偏坐在相对高一些的椅子上；我是个矮小而瘦弱的中国人，反到坐在相对矮一些的牛奶箱上；他西装笔挺，有款有形；我的那套西装在广州给雨淋湿了，变型了，无法穿了，只好穿上一件单件西装上衣，又找不到合适的裤子配，感觉上很别扭；他讲一口流利的牛津英语，华丽而有教养；我是洋泾浜英语，语法不规范，措辞也不讲究……我们只有一点相同，都戴近视镜——难道是近视镜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吗？
谈判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公平的。
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他虽然很想了解中国，但是我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和中国的某间名牌大学联系，请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专家来——这对于他来讲是何等的容易！因为那时中国的大学都在积极开展和海外大学的交流；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拿着三个月签证的留学生，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甚至也从不曾有过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他凭什么要相信我是中国贸易专家？就凭我给他看的那十几封中国经济界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或者是我曾在澳洲的经济类报纸《金融综述》上发表的那几篇短文？
面对这种不公平，我的策略是：强调自己的优势。
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学术专家，我是一个实干型的、而且有着丰富实际经验的中国贸易人才。我还特别强调，我是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专才。
讲到中小企业，我就收不住了，我甚至给这位经济学教授上了一课！
我操着虽然不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