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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几乎是澳洲所有的主要中文传媒和英文传媒，均对新任总理基廷的这封信做了不同程度的引录，并大肆渲染。中文传媒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一醒目通栏标题和诱人的语句报导了基廷总理的承诺。英文传媒也不甘示弱，墨尔本的《时代报》打出的标题是《中国的留学生可以永久留在澳洲》，悉尼的《晨锋报》则打出《澳洲欢迎中国留学生》的题目。反对党也立刻行动起来，作出一系列争执层面上的反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公民的居留问题，因了这封信，再次轰动整个社会。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要提醒澳洲政府不要忘记他们的承诺，也要让整个澳洲社会不要忘记这些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唤起他们的同情。
这个结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自己为数万中国留学生的居留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比我挖到第一桶金还要高兴。
当然，这一天最热闹的还是刊登了基廷总理回信的《新移民》杂志社，从早到晚，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当时编辑部有四条电话线路，六部电话机，竟然没有一部闲着！几乎是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打电话过来，希望能得到基廷总理回信的原文，就连平时少有业务往来的英文媒体也不时来电询问。当然，更多的电话是读者打来的，希望确认被媒体渲染得火热的“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的传闻，人马希望再读一下基廷总理的原文。于是，一封封基廷总理的回信的复印件便从《新移民》编辑部传出去……
就在中国留学生沉浸在欢愉之中时，突然又有事情发生了。在墨尔本一家中国留学生常光顾的商店的橱窗上，贴出了一张手写的“公开信”。该信坚持认为，基廷总理的信与过去霍克的承诺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前总理霍克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无条件的”，而新总理基廷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有条件的”。
所以作者要求所有拿“四年临居”签证的留学生都站出来，发起一个“签名运动”，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后是集会签名的时间和地点。
4月24日下午一点，唐人街。《新移民》杂志派了记者去现场采访。
只有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参加了集会。“签名运动”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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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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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前总理霍克和新总理基廷的承诺有无不同呢？《新移民》杂志立刻在接下来的一期中组织了讨论。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虽然基本上肯定了霍克和基廷的承诺并无不同，但是，四年临居结束后的“留下来”也还是有条件的。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居留运动便在全澳上下展开了。
我也觉得，光有基廷总理的这封信还不够保险，一定要大造声势，要基廷总理乃至整个澳洲社会产生共识，必须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批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连续生活了四年，就已经适应了澳洲社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回中国，不是害了他们吗？
但是，怎么办呢？我想了想，决定利用我经常和主流社会打交道的优势，通过不同的渠道，利用不同的场合，游说澳洲的国会议员，希望他们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Bill突然出现了。
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Bill，刚来澳洲时，我们曾四男两女挤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后来他和一个叫做Rebecca的北京女孩同居，并搬了出去。再后来，Rebecca为了身份跟一个领失业金的澳洲艺术家跑了。Bill一心想读书，最后终于争取到奖学金，进了墨尔本大学。“六四”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学生领袖。
Bill来的很神秘，还把我约到一个密室里进行密谈。
密谈内容是这样的：Bill以及和他一直保持联系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及坎培拉等地的学生领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前总理霍克还是现总理基廷的承诺都是不够的。（我表示同意。）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也表示同意。）
接着，Bill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著名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Bill在引用这句著名的歌词时，表情异常庄严。把我都感动了。
接着，他透露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悉尼有一位学生领袖，叫杨军，他计划联合全澳中国留学生，集资打一场官司。
打官司？告谁呢？我问。
告澳洲政府！Bill斩钉截铁地说。
告澳洲政府？为什么呢？我没有问下去。我只是在心地暗暗地捉摸，告澳洲政府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再换一个角度，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还是义务？
Bill继续告诉我说，杨军已经在悉尼成立了留学生居留组织，我称它为“居留会”，声势很大。现在，杨军希望能得到墨尔本方面的支持。如果悉尼和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团结在一起了，就会带动全澳的中国留学生。Bill摸出一个计算器，边说边算，我们计划集资一百万，假如每个人出资500……这个钱，我们相信大家还是拿得出来的……（按计算器）那我们就需要有2000个人参加集体官司。我们想想看，无论是悉尼还是墨尔本，找出千把个愿意集资打官司的还是不难的……
Bill希望我能在墨尔本牵这个头，因为我的声望和《新移民》杂志。
我没有答应Bill。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我说我的计划是游说国会议员。我认为游说国会议员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一起行动，一起给澳洲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
说做就做，这是我的性格。
我把中医诊所和《新移民》杂志的工作都安排好，便开始了我的游说计划。我在两个月内，游说并嬴得七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他们是参议员SidSpindlev；KarinSowada；CherylKerrot；VickiBouurne；MegLees和JohnCoulter。在澳洲，参议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在澳洲的国会里，有这么多参议员支持基廷总理的政策，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就会好多了。
在澳洲发展，我痛感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政治层面表达意见和表现力量的微弱。而其他欧洲后裔的移民，比如意大利裔、希腊裔等等，都比我们华人移民在争取自己族群的利益方面主动得多。
只关心赚钱，不在乎政治地位，这是有些海外华人的主要生活原则。
我不赞成这样的生活原则。
这段时间，杨军领导的“人权会”声势越来越大，几乎惊动整个澳洲。他们真的集到一百万，请了澳洲最出名的大律师，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此举令朝野震惊！
这场还没有粉墨登场的官司被冠以“百万官司”。
杨军也成了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号称“杨百万”！
说老实话，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有能力集资一百万，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就已经足够了，确实给了澳洲政府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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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封信换来澳洲总理的承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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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军的“居留会”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一个叫做韩尚笑的人拉起了另一支队伍，成立了“自救会”，要用更激烈的行动争取居留。中国留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了。
韩尚笑摇身一变成了“韩上校”！发动了一批自救会成员，浩浩荡荡杀向坎培拉——到国会大厦前绝食去了！
悉尼的留学生去了，墨尔本的留学生也去了。
从悉尼开车去坎培拉要四个小时，从墨尔本开车去坎培拉要七个小时！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可能是在餐馆里洗盘子，可能是在办公楼里做清洁，也可能是在流水线上象机械一样装零件，连休息都顾不上，就去了坎培拉。
有一辆车在路上出了车祸，撞到迎面对开过来的一辆载重卡车上。车上一共五个人，全部罹难！据到过现场的人说，车子已经被撞成了一个小小的“铁蛋”，拯救人员用电锯锯开车体，拖出残缺的肢体，惨不忍睹！
多大的代价啊！
本来就悲壮的行动越发悲壮了！
他们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绝食。
“韩上校”含着热泪，在现场用手动打字机打出一封“致澳洲国会的公开信”。
一天。两天……终于有人倒下了。
救护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