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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倡作家要有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所谓理性的创作是一种什么什么的创作，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个，套路是不是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从形式上，《龙年档案》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这并没有影响这部小说成为很有吸引力、很好看的一部小说。就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写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的注定会有争议的小说，我很理解柯云路为什么那么谨慎，为什么要把它写得那么纯洁，可能他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小方面的矛盾，小方面的漏洞，以免引来更大的风波。这毕竟也是一种悲哀。他今天的创作应该是非常从容的创作。一方面，它克服了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像很多作品一样，有个主题就集中力量去表现它。虽然《龙年档案》主题的东西也是很明确的，但他基本上是用形象用故事用情节去展开，没有急着去先讲这个东西。
此外，作为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小说，《龙年档案》同样能够写得很生动，很好看，关键就看作者有没有这样的功力，有没有那种真正小说家的那种气派，那种追求。
对于柯云路重新回到文坛，表示衷心的祝贺。
最根本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原农村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讨论会。前边发言的各位都是文学评论家，我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讲一些感想。
柯云路在《龙年档案》的封面上明确写出“本书纯属虚构”，怕这本书再招惹起来各种麻烦。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是把我们的一些经济理论观点把它形象化，通过艺术的典型阐明了一些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这样让读者读起来就更容易接受，更有亲切感。
首先一点，难能可贵的就是柯云路的《龙年档案》站的视野很高，他的主题或者说总纲是个什么呢？我体会，就是政府创造环境，各界创造财富。也就是说，要通过罗成为代表的一些改革家，在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做出个人的努力甚至是牺牲。这样的改革人物，柯云路虽说是“本书纯属虚构”，但是据我感受，我们在全国包括在山西都看到过这样的人物。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八十年代是县委书记，现在是市委书记，中间也是有一些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把他的才智、干劲充分发挥出来。他的一个主导思想，就叫做“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当县委书记时，他提出过搭台唱戏，到现在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我们认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改革环境。改革什么样的环境呢？具体说有政策环境，有投资环境，有生产环境，有生活环境。罗成到了天州以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在创造环境。但是说到底，最根本他是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制度环境，我看别的环境都还是摆在第二位的。
这是我感受的一点。
第二点，把反腐败这个主题写成小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不少，但是像这本书直截了当地写农村改革，这么系统，这么深入，我感到也是很难得的。写城市改革的书很多，写部门改革的书很多，写政府机构改革的书很多，但是写农村改革的书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特别是能够对于我们中国八亿多最贫苦的农民，他们贫困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我看挖掘的是比较深刻的。从女教师打毛衣，给一个小孩半夜还要辅导功课，我看你那个概括比我说可能还好，就是“老师领不到工资，难着；农村娃上不了学，穷着；牛半夜摇铃铛，饿着”，这就是对我们农村贫困面貌的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农村的贫困，刚才有一位先生说，800美元就算小康。我看我们距800美元还远得很呢。我们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才2300多元。你描写农村那几个东西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那么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农村这么穷？过去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同志曾经说，农村问题不在农村本身，要跳出农业抓农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发展战略得变，真正把农业摆在应有的高度来重视农业。现在什么钱都可以花，就是一到发展农业就没有钱。那么，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变。而发展战略的转变，又有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所以归根到底，我看还有一个体制的改变，就是农村体制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书中的主人公罗成的斗争坚定性这一面写的笔墨是相当多的，灵活性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他没有灵活性，不按照我们党现有的一些程序办事，他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必要的程序他还要遵循。当然这里边也有可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的办法？
我就简单讲几句外行话，谢谢大家。
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孟繁华：文艺评论家
我特别同意以上几位先生对于《龙年档案》的比较好的这一面的评价。
应该说，今年我读了十几个长篇，《龙年档案》这部小说是最好看的小说，但同时也感到它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对《龙年档案》提出批评。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有价值的作品，才值得去批评。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政治文化与类武侠小说”。
九十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权力异化导致的官场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个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着。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观赏反映。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官场腐败并以正义正确的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它们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的流播，进一步证实了它的市场价值，但这一部分官场小说的非文学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溢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于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决策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
有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或者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
第二，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类型的影响。
第三，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不是社会的整体文化，但是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的一部分，就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于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主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把官场的权力争夺和官场腐败仅仅归于商业主义或市场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
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
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唯有独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胜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要兼胜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胜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够兼胜天下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严重。
《龙年档案》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小说，它和我们读过的《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等小说是非常不同的。上述小说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政治文化在中国的深厚的土壤基础，或者说，无论出身于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要和权力接触，权力意识便会成倍膨胀，权力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与生俱来的欲望。这就是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心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