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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尽管年纪高迈,主人不在的时候,街角大宅院还是由她负责。她这一死,用人就群龙无首了。没人监督,大家索性不干活儿,大白天的昏昏沉沉睡大觉,散布流言蜚语。花草树木没人浇水,全部干枯,屋角里蜘蛛到处爬。情况糟透了,克拉腊决定闭门谢客,辞退所有用人。然后,她和布兰卡用床单盖好家具,四处放上卫生球。她们一个个地打开鸟笼,一时间满天都是小鹦鹉、金丝雀、朱顶雀和克里斯托碣鸟。渴望自由的小鸟儿盘旋了一阵儿,最后展翅飞向四面八方。布兰卡注意到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帷幕后面没有出现一个鬼魂,没有出现一个凭第六感觉可以觉察出的红玫瑰十字教派成员,也没有出现一个饥饿求食的诗人。妈妈似乎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举止泼辣的夫人。
“妈妈,您变多了。”布兰卡说。
“不是我变了,孩子。是世界变了。”克拉腊回答说。
离家前,她们来到下人住的那座院子里的老奶奶的房1 司。克拉腊打开抽屉,拿出那个善良的女人使用了半个世纪的硬纸箱子,检查了一下衣柜,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几双旧草鞋和用带子或皮筋捆着的大小不等的盒子。盒子里保存着“第一次领圣餐”和洗礼仪式的小照片、几缕头发、指甲、退色的相片,还有几双穿旧的婴儿的小鞋儿。这是瓦列家和后来的特鲁埃瓦家所有儿女的纪念物。孩子们都经过她的手,她都在怀里抱过。从床底下找到一包化装用的东西。当年,克拉腊不肯说话的时候,老奶奶用这些东西吓唬过她。克拉腊坐在床边,把这些宝贝放在腿上,哭了好大一会儿。老奶奶为了别人生活得安逸操劳一生,死的时候身边连个人也没有。
“她想尽办法吓唬我,结果自己反被吓死了。”克拉腊说。
她让人把老奶奶的遗体迁到天主教陵园内瓦列家的坟地里去。据她估计,老奶奶不喜欢和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埋在一起,死后也宁愿跟随她生前服侍过的人。她在墓碑旁放上一束鲜花,然后和布兰卡一起去车站,回转三星庄园。
坐在火车上,克拉腊把家里发生的新鲜事和父亲的病情全对女儿讲了。据她所知,女儿想问的事情只有一件,她等着布兰卡发问。可是布兰卡没有提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名字,克拉腊也没敢问。她认为,如果提到人名,问题就具体化了,不能置之不理了;相反,如果把话闷在肚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就可能自行消失。佩德罗第二赶着大车到火车站接她们。布兰卡听见他一路上吹口哨,直吹到三星庄园,心里非常奇怪,因为管家本来是个出名的大老蔫儿。
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坐在装了两个自行车轱辘、蒙着蓝色长毛绒的大椅子上。他托人在京城买了把轮椅,正等着克拉腊随行李带来。他使劲用手杖敲敲打打,嘴里骂骂咧咧,指挥建房工作。他光顾指挥人了,只是草草地吻了她们一下,连布兰卡身体如何也忘了问一声。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板桌上就餐,只有一盏油灯照明。布兰卡看到母亲吃饭用的盘子是手工制作的陶盘,就像砖窑里烧出的砖一样,餐具在地震中全部毁坏了。厨房里没有老奶奶指挥,饭菜简单到寒伧的程度。只有一盆浓浓的滨豆汤、面包、奶酪和媪侼果甜食,还不如她在寄宿学校星期五斋戒日吃的东西多呢。埃斯特万说,一旦两条腿能站起来,他要亲自到京城去购买最精致、最贵重的物件,把家里装饰起来。乡巴佬儿的生活他可过腻了。全怪这个缺德的国家,可恶的大自然老是歇斯底里大发作,饭桌上说了那么多,只有一件事引起布兰卡的注意,那就是父亲已经辞退了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不准他再踏上庄园的土地,原因是他在农民当中散布共产党的思想。姑娘听到这话,顿时面如死灰,手一抖,勺儿里的东西掉在桌布上。只有克拉腊察觉到她惊慌失色。埃斯特万一提起那些专咬恩公手指头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是说个没完。“全怪那些鬼政客! 你就拿那社会党新提的候选人来说吧,他不过是个傀儡,可胆子倒不小,坐着三等火车从北边儿跑到南边儿,在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当中鼓吹布尔什维克那套大话,他小子别到这儿来,要是在这儿下火车,我们就把他自匝成肉泥,我们都准备好了,全区里没有一个老板不赞成,不能让他们到这儿来宣传反对诚实劳动,反对勤快人享受合理的优待,反对那些在生活中率先前进的人得到适当的补偿,懒汉要和我们分得一样多,那叫没门儿,我们顶着大太阳一干就是一整天,我们懂得把资本往哪儿投放,我们敢冒风险,敢担责任,直说了吧,‘耕者有其田,i 文句话得看怎么说,在这儿,善于耕田的只有我一个,没有我,这儿是一堆瓦砾,今后还是这样,基督也没说过我们该和懒汉们分享劳动成果,那个臭小子佩德罗第三竟敢在我的庄园里说这种话,我很尊重他父亲,他爷爷救过我的命,我才没给他脑袋上来一枪,可我警告过他,我要是看见他再在这儿转悠,就用猎枪把他打成烂泥。”
克拉腊没有参加谈话。她忙着把东西摆在桌上,撤下去,睨视女儿。在把汤盆里剩下的滨豆汤撤下去的时候,她听到了丈夫那套陈词滥调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的变化你是阻止不了的,埃斯特万。即使佩德罗第三不干,还有别人把新思想带进三星庄园。”她说。
埃斯特万抡起手杖把妻子手上拿着的汤盆打出老远,残汤流了一地。布兰卡吓得站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对克拉腊发脾气。她想,妈妈一定会神经错乱,从窗户飞出去,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克拉腊和往常一样镇静地捡起汤盆的碎片,根本不打算听埃斯特万吣出的粗言恶语。等丈夫嚷嚷完,她在他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道过晚安,拉着布兰卡的手走了。
佩德罗第三不在,布兰卡并没有失去平静。她天天到河边去等他。她知道自己回到农村的消息早晚会传到他耳朵里,不管他在哪儿,一定会听到爱情的呼唤。果然不出她所料。第五天,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身披一件冬天用的斗篷,头戴宽边帽子,牵着一头毛驴。驴身上驮着炊事用具,有锡合金锅、铜茶壶、大号搪瓷高压锅、大大小小的勺子。那人手里拿着个拨浪鼓,人没到,提前十分钟就听见拨浪鼓的声音了。布兰卡没认出他来。他像一个外省的走街串巷卖东西的穷老头儿。来人在布兰卡面前停住脚步,摘下帽子。她看到一头蓬乱的头发、一部又粗又硬的络腮胡须、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毛驴停下来啃青草,背上的锅叮当乱响。布兰卡和佩德罗第三分别了几个月,沉默了几个月,一见面立刻如饥似渴地享受重逢的欢乐。他们在石头上、在荆棘丛中滚来滚去,不顾一切地呻吟。然后,在河边芦苇丛中拥抱在一起。在蜻蜓的嗡嗡声和青蛙的呱呱声中,布兰卡告诉他:她把香蕉皮和吸墨纸放在鞋子里,好让自己发烧;吃下粉笔末儿,果然咳嗽起来。嬷嬷看了,不得不相信她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的确是肺结核的症候。
“我要跟你在一起! ”她吻着佩德罗第三的脖子说。
佩德罗第三对她讲了国内国外发生的大事。谈到远方的战争,一半人类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奄奄一息,出现了大批孤儿寡母。还向她介绍了欧洲和北美的工人。说他们的权利受到尊重,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流血牺牲换来了上帝要求的比较合理的法律和共和国,那里的统治者不会再贪污灾民的奶粉。
“我们这些乡下人对这些事知道得那么晚,我们不了解别处发生了什么事。这儿的人非常恨你爸爸。只是他们太怕他了,不敢组织起来跟他对着干。你懂吗,布兰卡? ”
她懂得。不过,这会儿她只想呼吸他身上的新粮的香味儿,舔他的耳朵,把手指插进他浓密的胡子里,听他求爱的呻吟。她也为他担心。她知道,父亲说过要给他脑袋上一枪,而且全区的地主也乐得这么干。布兰卡向佩德罗第三讲了一位社会党领导人的遭遇。几年前,这位领导人骑自行车跑遍全区,到各个庄园散发小册子,组织雇工。最后被桑切斯兄弟抓住了。桑切斯兄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