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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斯维特尼茨基老爷要挨饿呢？”
“他是那么一个缺乏适应能力的人，他不善于偷窃。”
“那么这处庄园到底是谁的呢？”
“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但是您要知道，大行政区长官的代表把所有的东西，直到最后的一只小鸡，都给登记上财产清单了。我们没有权利，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没有权利去拿任何东西。每一头猪、马、牛身上都画上丁字形的记号，每一只鸡、鸭都挂着金属的号牌。如果缺了数，马上给押进‘盖世太保’……老爷打发我来，或许，您会同意对我们的庄园进行一次小小的袭击吗？我们的猪养得很肥，牛也养得很好，还有些小牛……啊，完全不大的袭击，朝天开开枪就行……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你们，可是你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点儿。给斯维特尼茨基老爷也留下一点儿……”
我们决定把这个古怪人在营地里留一天，而明天，如果不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派一个游击小队跟他到庄园去。我对值日员眨了眨眼睛，当然，他是懂得应该让我们的客人松松舌头的。
“你给这位‘无产阶级’吃些东西，”我命令道，“然后把事情弄个清楚。”
老爷的使者千恩万谢，叫着圣母和耶酥来作见证人，把我称作“神圣的老爷”。
“老爷请，老爷请，”他从我跟前退着走，连连鞠着躬，重复说。 我后来从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他在吃饭前喝了一杯土烧酒，刹那间就醉了，开始高谈阔论起来。原来他是俄罗斯人，叫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年纪五十五岁，在斯维特尼茨基老爷那里已经当了三十多年差。他自己是从日托米尔附近来的。革命前斯维特尼茨基在那儿有个庄园。
又喝了一点儿，他大哭起来了，开始为自己走狗式的命运诉苦：“不久到处会是苏维埃。地主都会被打死。圣母啊，而我们当差的将来结果会怎样呢？我们当差的很多很多，有几百万。在英国，我可以用耶酥的名义来发誓，仆人比农民还要多。再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只会端进来，拿出去，带着小桌布站在那里，当人家骂我们甚至打我们的时候，默不做声……”
没有引起游击队员的同情，他住嘴了，而且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以我们的侦察副队长伊里亚·萨马尔琴科为首的冲锋枪队同阿尔法纳谢依·彼特罗维奇出发到斯维特尼茨基老爷的庄园里去了。老爷本人和他的家属在游击队袭击时预先躲了起来。雇农们欢迎游击队，他们从牲畜栏里赶出来好几条猪，牵来了六头牛、三匹马。
“您不是说，”萨马尔琴科向阿尔法纳谢依说，“你们这儿家畜多得很吗？……”
他只耸了耸肩，并且总是恳求：＇开枪呀，请老爷们开枪呀，朝天开枪呀！＇他并且央求游击队员哪怕把牲畜栏放火烧掉都行。＇否则，德寇会不相信……＇
萨马尔琴科拒绝放火。当我们的冲锋枪手们走进森林五十来公尺的时候，风儿带来了烟味：斯维特尼茨基的佣仆们自己放火把牲畜栏烧了。
白天是炎热的、寂静的、安定的。游击队员们在建筑一个个地下室，在森林的草场上割草，而这一切都做得不慌不忙。可以感到，这样的工作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个节日，都是种乐趣。甚至快要离开这儿的人，也锯着树，砍着树枝，给司令部和军医院的房屋 搬运圆木顶。他们已准许休息，你瞧他们就这样心满意足地休息了。对游击队员和士兵们来说，创造性的劳动是最大的欢乐和真正的休息。
鸟儿的啁啾声，微微的风，树叶的沙沙声，在厨房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轻轻的歌声——这一切造成了和平的错觉。我觉得，碰见一个光着脚的女人，穿着花绸衫，用扁担跳着了只水桶。由于出乎意外，我甚至站定了——从哪里来了这样的人呀？原来这是马露霞……
“你在哪里搞来这样一件长衫呀？”我问。
“难道说不好吗？”她笑着说。
“不，根本就不坏。不习惯腌了……大概又轻便，又惬意吧，是不是？”
“很惬意……我这件长衫是在战争刚爆发时做的。在切尔尼多夫只穿过一回。随身带来了，不知道您信不信，两年里这是头一次上身……真不错！”她叫了起来，并且开始露出了笑容。
整整这一天，我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我所碰到的人大多数都拿着斧头、锯子、水桶、手风琴。有人可能以为来到森林里的并不是游击队员，而是些移民。
晚上，有人给我的帐篷里送来了新鲜的、才晒燥的干草。很大的干电池灯，可能是铁路上用的，放在角落里。它的光线从雪白的降落伞绸的帐篷上反映着。在帐篷入口的上方挂着枞树的桠枝。我躺下身去，松了腰带，解开了军装上衣的领口，反而感到惭愧了：我是那么自在，那么舒服啊。
我躺在那里沉思默想。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钟了。突然听到引擎的轰轰声，一双手伸向灯前，想把它熄了。但立刻想到，这是咱们的飞机：我们已经由无线电预先得到通知，说是今天会飞来。“啊哈，真可惜，”我心里想，“飞机场还没有造好呢。”我跳了起来，向一些篝火走去，边走边扣上了领口。篝火离开我们营地有两公里，游击队员们从四面八方兴高采烈地、前呼后应着向它们奔去。当我走到篝火跟前时，我们头顶上已经悬挂着许多带有口袋的小降落伞。
过了一小时，我又躺在自己的帐篷里了：把灯移近些，拿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自己面前；信封上是我十七岁的大女儿尼娜亲笔写的地址。我久久没有拆开这个信封，总是翻来覆去地细瞧着它，瞧着邮戳，又瞧着盖在上面的代替邮票的‘军邮’字样。在邮戳上我又看到了“奥尔斯克”和日期。这封信是从一个遥远的、靠近乌拉尔的城市里寄给我的，一共走了五天。
这个信封在我手里转了好久——我在体会着欢乐的滋味。然后在干草堆里摸了一根又细又硬的朝茎，拿来扎穿了信封，开始小心翼翼地裁开。信封里掉出来一张我的小女儿——五岁的伊丽娜的照片，照得很不好，是业务照相者照的。和照片一起掉下来的是一张单独地折叠起来的信纸。我翻开信纸，看到了很大的、占四分之一篇幅的歪歪斜斜的字迹：“爸爸在射击法西斯强盗”。下面贴着一张图画，画着一个不知对谁瞄准着的猎人，在反面，贴着一幅抱上剪下来的希特勒的漫画像——原来这个猎人就瞄准着他！
大女儿尼娜写道，她继续在军火厂里工作。关于自己的生活，她讲得很少，大部分是责备我，说我欺骗了她。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是去年秋天，她要求我带她来：她想当游击队员。我那时开着玩笑说，回到部队以后就寄请帖给她。原来她认真把我的话接受了——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她经常到工厂的打靶场去，用步枪联系射击。
第二个女儿马依亚报告说，考试都得了四分和风细雨五分，升入六年级了。“亲爱的爸爸，请您原谅，我写得很简短，因为明天早晨要动身到少先营去。我们的营地将在森林里，我们已经讲好，一定要玩游击队员的游戏。我所有的女朋友都知道你是苏联英雄。我们这儿有个叫瓦夏的男孩子——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我给定他粘了用麻屑做的胡子。他将在我们这里扮演费多罗夫……”
我的爱人叙述了家庭的日常生活。她现在凭证按期领款了，并且编定在一家很好的食品店买食用品。一般说来，现在食品开始发得多些了，食物购买券完全保证有货物的，根本不象去年那样了。她有说到孩子们冬季她们得了什么病，她们的品行如何，还写了一些思乡的话；她写得不多，因为相信很快就会回到切尔尼多夫去了。
所有的信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感到这种平安并不是装模作样的，并不是她们想法来鼓励“爸爸”。这些信的日常性，对我来讲，可说是最大的欣慰。
当然，疏散者住得也很挤，穿着也不太好，并且时常吃不饱。但是要知道我们不得不使用困难的、不响亮的“疏散者”这个词儿，因为旧俄罗斯的“难民”这个词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不适当了。这个旧词儿使人联想到混乱的人群、棚子、尘埃、泥泞、传染病和霍乱、孩子和妇女们的穷困和‘看基督面上’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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