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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恆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恆、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