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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刘炳可谓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试既不失对，而以一台令史赏之，足以倡士气乎？
术虎高琪，或作高乞，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护卫，转十人长，出职河间都总管判官，召为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除建州刺史，改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伐宋，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备巩州诸镇，宋兵万余自巩州辘轳岭入，高琪奋击破之，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内附，诏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俱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高琪曰：“汝年尚少，近闻与宋人力战奋勇，朕甚嘉之。今与仲温同行出界，如其成功，高爵厚禄，朕不吝也。”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戒谕曰：“卿读书解事，蜀人亦识威名，勿以财贿动心，失大国体。如或随去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以闻。”使还，加都统，号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丙遣李孝义率步骑三万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皁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阵山谷，以武车为左右翼，伏弩其下来逆战。既合，宋兵阳却。高琪军见宋兵伏不得前，退整阵，宋兵复来。凡五战，宋兵益坚，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骑为二，出者战则止者俟，止者出则战者还，还者复出以更。久之，遣蒲察桃思剌潜兵上山，自山驰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乃解围去。宋兵三千致马连寨以窥湫池，遣夹谷福寿击走之，斩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飐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飐军赏赉有差。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将兵十万行省于缙山，败绩。贞祐初，迁元帅右监军。闰月，诏高琪曰：“闻军事皆中覆，得无失机会乎？自今当即行之，朕但责成功耳。”
是月，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迤南，次良乡不得前，乃还中都。每出战辄败，纥石烈执中戒之曰：“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及出，果败，高琪惧诛。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丙寅，诏曰：“胡沙虎畜无君之心，形迹露见，不可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累曾陈奏，方慎图之。斜烈漏此意于按察判官胡鲁，胡鲁以告翰林待制讹出，讹出达于高琪，今月十五日将胡沙虎戮讫。惟兹臣庶将恐有疑，肆降札书，不匿厥旨。”论者谓高琪专杀，故降此诏。顷之，拜平章政事。
宣宗论马政，顾高琪曰：“往岁市马西夏，今肯市否？”对曰：“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宣宗曰：“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阅三日，复奏曰：“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用。”宣宗曰：“马虽多，养之有法，习之有时，详谕所司令加意也。”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曰：“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此谁之罪也？”对曰：“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宣宗曰：“治之！且将败事。”宣宗问杨安兒事，高琪对曰：“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宣宗曰：“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自中都议军事还，上书求见，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辄屏左右。先是，太府监丞游茂以高琪威权太重，中外畏之，常以为忧，因入见，屏人密奏，请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权安得不重？”茂退不自安，复欲结高琪，诣其第上书曰：“宰相自有体，岂可以此生人主之疑，招天下之议。”恐高琪不相信，复曰：“茂尝间见主上，实恶相公权重。相公若能用茂，当使上不疑，而下无所议。”高琪闻茂尝请间屏人奏事，疑之，乃具以闻。游茂论死，诏免死，杖一百，除名。自是凡屏人奏事，必令近臣一人侍立。及素兰请密，召至近侍局，给笔札，使书所欲言。少顷，宣宗御便殿见之，惟留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奏曰：“日者元帅府议削伯德文哥兵权，朝廷乃诏领义军。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元帅府方欲讨捕，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元帅府。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出平章高琪。”宣宗曰：“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与永清副提控刘温牒云，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毋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文哥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复奏曰：“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使其党移剌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招飐军，已而无功，复以为武卫军使。以臣观之，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素兰出，复戒曰：“慎无泄也。”
四年十月，大元大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待阙台院令史高嶷上书曰：“向者河朔败绩，朝廷不时出应，此失机会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无虑数十万，若效命一战，必无今日之忧，此失机会二也。既退之后，不议追袭，此失机会三也。今已度关，不亟进御，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以厌众心。”不报。御史台言：“兵逾潼关、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别兵攻击州县，是亦困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以此待之。”诏付尚书省，高琪奏曰：“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遂寝。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宣宗惑之，计行言听，终以自毙。
未几，进拜尚书右丞相，奏曰：“凡监察有失纠弹者从本法。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阙食，体究不实，致伤人命，转运军储，而有私载，及考试举人关防不严者，并的杖。在京犯至两次者，台官减监察一等论赎，余止坐专差者。任满日议定升降。若任内有漏察之事应的决者，依格虽为称职，止从平常，平常者从降罚。”制可。高琪请修南京里城，宣宗曰：“此役一兴，民滋病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
初，陈言人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策，枢密院奏乞以世安为招抚使，选谋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红袄贼及淮南宋官。宣宗可其奏，诏泗州元帅府遣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贺正旦使朝辞，宣宗曰：“闻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请伐之以广疆土。上曰：“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寻复下诏罢兵，然自是与宋绝矣。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古草牒，以示宰臣，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寝。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言：“南边屯兵数十万，自唐、邓至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烟绝少故也。臣尝比监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夫军民有逃亡之病，而国家失日获之利，非计也。今隆冬冱寒，吾骑得骋，当重兵屯境上，驰书谕之，诚为大便。若俟春和，则利在於彼，难与议矣。昔燕人获赵王，赵遣辩士说之，不许，一牧竖请行，赵王乃还。孔子失马，驭卒得之。人无贵贱，苟中事机，皆可以成功。臣虽不肖，愿效牧竖驭卒之智，伏望宸断。”诏问尚书省。高琪曰：“鉴狂妄无稽，但其气岸可尚，宜付陕西行省备任使。”制可。十二月，胥鼎谏伐宋，语在鼎传。高琪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