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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两个黑不溜秋的老女人，踩着松软的泥土，在清冷的阳光下一起走了一小段路，最后分手了。她们的脸色像枯黄的树叶一样。
”艾米·帕克进屋后，说：“我心里很不自在，斯坦。欧达乌德太太得癌症了。”
老头回答：“胡说。”
他的脑袋埋在报纸里，只有两个耳朵露在外面。他开始想自己青年时代的事情。一日之计在于晨，事实上，早晨几乎就是一整天。该发生的事情，早上便都发生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在默认了生命令人吃惊的短促这个事实之后，他这样问道。
“刚才，”妻子说。“她看起来病得挺重。”
她自己的皮肤有时候仍然显得容光焕发。为了看看这个奇迹还会不会发生，她从镜子旁边慢慢走过去，以便延长映像在镜子里出现的时间。可是只看到一张脸，因为她那双昏花的老眼正向内心深处张望。
这天晚上，他们在里面坐着的那间屋子对他们来说真是个谜。两人都希望对方能明白他们的处境。
后半夜，天下起雨来，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将这幢小屋包”裹在灰色的雨雾里。然后，当雨停了，浑黄的水不再在大路两旁流淌，周围的田野开始试探性地、毫无色彩地浮现出来的时候，老太太打开了喷嚏。显然她感冒了。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不能去看望她的邻居，而且必须保养她自己了。她围了条厚厚的黑羊毛围巾。这条围巾是她先前织的，后来竟然忘了。她喝加了洋葱的稀粥，心里总觉得自己那么可怜。
这样，她便多多少少有理由不去履行看望欧达乌德太太的诺言。尽管过些日子她当然要去，还要带点儿好吃的，汤，或者一盆好吃的小牛蹄筋。与此同时，她为人类而慨叹，特别是为女人而叹息。当黑色的、几乎是深黑色的阴影布满在水源周围，当负鼠漂亮的爪子在烟囱里发出阵阵响声的时候，夜晚是那样地悲怆。那时，对于自己无能的认识变成一种活跃的、反叛的力量，使艾米·帕克在她这幢房子里坐立不安。她变得神经紧张，受着消化不良的折磨，有时候大声打嗝儿。不过因为经常是一个人待在那儿，倒也无伤大雅。有一次，她甚至想到她的朋友死了以后的情形。她想象着某些细节，心里想，她要是死了，我们也用不着去谈论那些因为太糟糕或者太美好而难于启齿的事情，我们不会涉及过去的生活，也决不谈受苦的事。她总要死的，活着的人却不会平静。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天，她刚感到一阵宽慰，就被门口站着的一个小姑娘叫了过去。这孩子说，欧达乌德家要她去一趟。帕克太太认出，她是小马营·肯尼迪。她的母亲泊尔丽叶·布莱特曾经因为别的事情叫她去欧达乌德家。
“她不行了吗？”帕克太太抓着那扇来回晃荡的门问。
可是小女孩听了她的话吓得要命，拔腿就跑。她跑着，人们看得见她那两只光脚板和内裤里紧绷着的屁股；她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帕克太太没多耽搁，很快就把那匹小马套到了轻便马车上。
她赶着马车迎风而去。风是从西面刮来的，直往她颈子里灌。一股一股的大风把她吹得在那辆轻便小马车里直晃荡。她的面颊很快便显得丰满起来。风从她喉咙里直灌进去，直到她觉得自己因为这次使命而变得举足轻重。她还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妇人。在车子平稳地奔跑，或者车身突然倾斜碾过一块石头的时候，她提高了勇气。看起来，她所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多的是——都可以被忽略不计了。她赶着马车奔跑着。显然，她从来没有把朋友忘到脑后，只是在等待一个以这样的机会表现她们情谊的时刻罢了。就这样，她向欧达乌德家驱车而去。一路上，那充满英雄气概的风折弯了粗壮的树。马车上的老太太真正被期望、焦急和受感动了。
她到那儿的时候，欧达乌德家刚刚进入一个坍塌破败的“新阶段”。凤摧残着房顶，刮起一块铁皮。这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响着从院子里飞过，重重地打在一头猪的屁股上，然后掉进一个水洼里——或者是从哪儿溢出来的一摊黑乎乎的脏水，像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样，惊起一群鸭子。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家禽、家畜的呱呱呱、吱吱吱的叫声，就好像出了人命案。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些。屋子周围停着几辆装配得松松垮垮的汽车和几辆根结实的单座两轮马车。小孩在玩耍，几条青灰色的狗抬起腿。房子里面则进行着另外一些活动。
帕克太太拴好马之后，进了屋。那里面已经散发出死亡和许多还活着的人体的气味。为了减轻这种气味，人们已经洒了一瓶从班加雷买的科隆香水，还烧了点什么东西，结果冒出一团烟，把这群人也给笼罩了。帕克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满腹疑虑地站在屋里，终于看见她的朋友，或者说她的躯壳，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躺在床上。
欧达乌德太太瘦成一条儿，陷在床里，正在等死。这天她可受苦了。是最受折磨的一天吗？她还不清楚。她尽管身体虚弱，但疼痛还是逼得她咬紧牙关，直到咬出血来。她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眼睛倒还挺大，精神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像是罩了一层阴云。那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了，或者说，那已经是人们生活中认不出来的那部分东西了。
在场的人有的拿她当陌生人对待，或者当已经去世的人对待。不管怎么说，灵魂已经离躯体而去。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来，我们把她扶高点儿，她又滑下去了，”有位妇人说。“扶住她，肯尼迪太太。这儿，托住她的胳肢窝。可怜的人儿，喷喷。病成这样了还挺重。”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多会儿能来？”她问。
“这又是问谁呢？”大家问，把一块钩针编织的被子放在她的下巴下面，以便托住她。
“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了，”她说。“如果我不能割断那条绳子，不到星期二我是不能回来的。不过，那个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稍稍碰一下就成，而且那样子很可爱。我从来不步行。我总是飞快地跑。”
“是说医生呢！”大伙儿说，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史密斯医生，”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布朗医生，”人们说，若是换个场合就会笑起来了。
“史密斯医生是过去那位老大夫，”一个长着黑痣的小个子女人说。她俯身向前，紧挨病人站着。因此，她看见了她的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醋栗。“这位新来的年轻大夫是布朗医生。”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些小鬃毛从猪背上一烫就掉。”
“接下去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话呢！”那个小个子女人一边悄悄地笑着轻声说，一边带着她那毫无顾忌的黑痣从人群中挤出来。
“已经派人叫布朗医生去了，欧达乌德太太。道盖特先生去‘了。医生到芬格兰顿给一位年轻太太接生去了。”一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夫人说——因为她的家族的缘故，现在成了夫人。
“我不信你的话，”欧达乌德太太说。“太太们不生孩子。她们还是懂点儿事理的。”
真让人失笑，人们心里想，唉，可怜的人儿。
“我就没孩子，”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挤了挤眼睛，以便再次睁开。“我也不是什么太太。差他妈的远了。可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少了。我总是傻呵呵的。”她叹了一口气。“就这方面说，我对生、对死都一无所知。直到死到跟前才相信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盆里泡着要洗的东西，洋铁罐里发着面，那些小猪息吮着妈妈的奶头。”
“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最不相信别人的人，”一位客人说。他坐在那儿，黄色的衣领很大，是那种硬领。
这家伙名叫库沙克，据说是从丹尼里昆来的一位什么亲戚。他还是许多年以前，从海边码头到内地经过这儿时，见过欧达乌德先生一面。最近正巧又到了这一带，而且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于是就来了。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了，而且给了他一瓶啤酒，想堵住他的嘴巴别让他讲话。可是不起作用。他最喜欢谈论动物和金钱，对这两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