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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
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干修二百两”。当
月12日，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
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
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
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
在章太炎散发 《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
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
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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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
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
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
会会员刘揆一的 《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
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 （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1903年留学日本。1904
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1907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
部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1911年3月，因反对俄国侵略伊犁、英国侵占
片马，东京留学生带头掀起反帝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刘揆一以传单形式散
发了这一文件，原件现存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该文一开始就说明主旨：“吾人欲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非改革今日
之君主立宪未获奏功，欲改革今日之立宪，非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
党，亦有缺憾。”接着，该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认为中国只有实
行共和，才能挽救危亡，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该文说：
浸假吾人而能倾倒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则新中国之民气，实足震慑全球，而彼时之德、
美诸国，必可与之联盟，英、法、俄、日之野心，亦必因而退步。
但是，为什么革命党人长期奋斗而不见效果呢？该文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
于“满汉民党种族之见存，未能举国一致”。该文说：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
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
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
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
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
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
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深刻而正确的
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
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搘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
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
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
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
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
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
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倒清朝政府的革命
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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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府
指望的中日“互助”
人有遗传病，有时，政府之间也有遗传病。前文谈过，清政府得了“恐
孙症”，多次要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不幸，袁世凯政府也患上了此症。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份《节略》，中云：
本国此次内乱，实由孙文、黄兴、胡汉民等煽惑主使，以致使本国民商损失产业甚巨，即
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本国人民莫不痛心切齿于该乱党等。现闻孙文、黄兴、胡
汉民等已赴贵国境内留寓。距本国一苇可航，难保不借为根据，再图倡乱。在贵国笃念邦交，
自当有防范之法。但本国人民必多忧虑猜疑，恐生误会，应请贵大臣转达贵政府，以东亚和平
为念，务筹正当切实办法，以弭祸乱，而息猜疑，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
从内容上看，这是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递交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时间当在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之后。由于是外交公文，
所以话说得很婉转，也很花了一点脑筋。你看，它不仅指控孙文等对“本国
民商”的“危害”，而且特别指出，“即各国商民在长江流域者亦颇受影响”，
企图以此打动日本当局。至于应该怎么办，《节略》没有明说，只是希望“务
筹切实办法”，结尾特别意味深长地点明：“固不徒本国人民之幸也”，那
意思是清楚的：“处理”了孙中山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有好处。
无奈，日本政府这时仍持两面政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孙中山仍然居
留日本，并于1914年6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积极策划反袁斗争。袁世
凯政府坐不住了，于当年9月9日由驻日公使陆宗舆面交日本外务省一份照
会，提出三项条件：
（一）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重要乱党，如孙、黄、陈、李及曾有令指捕之人之寄居日本者，
一概正式宣布放逐，永远不准居留日本境内，其正式退出日本者，不准再行登岸，未在日本者
一概拒绝来日。
（二）日本政府对于乱党之徒众，如有在日本作反对中国之行为，经中国政府之请求，即
应按律惩办；其有犯刑事证据，经中国请求引渡者，日本应即引渡。
（三）不在日本之乱党，如与日本人有秘密合谋举动，日政府应严密取缔，并按律惩治。
日本人如有庇护或援助在日本或日本外之乱党，日政府均应实行禁止。其迁居日本租界及租界
地之乱党，经中国请求引渡，日本政府即应交出。
这份照会不仅要求日本政府“放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
而且要求“引渡”；不仅要求“惩办”中国之“乱党”，而且要求禁止日本
友好人士援助中国革命，口气实在大得很，硬得很。
袁世凯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是什么原因使它腰板突然硬起来了
呢？原来，这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驻华公使日置益面见袁政府外交总长
孙宝琦，无理要求按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将山东省黄河以南划为日本对德
“作战区域”，并撤退胶济铁路中国驻军。同月30日，袁世凯政府通知陆宗
舆转告日本政府：“胶济路潍县以东至青岛一带，日人可任便布置”。于是，
日军第十八师团二千余人便于10月2日在山东黄县登陆。这样，袁世凯政府
便觉得“有助”于日本政府了，要求“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