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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购此自励”四字。从此，批批划划，愈读愈有兴味。
外老的书读久了，对思想史也就有了一知半解。这时，我已调到一所中
学里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明人韩贞的集子。韩贞是泰州学派传
人，当过窑工，历来被作为泰州学派具有丰富人民性的例子。我仔细研读了
韩贞的著作，觉得情况并不如此。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
上。其后，我继续研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集，写了一篇长文——《关
于王艮思想的评价》。这是篇全面地和外老唱反调的文章。例如，《中国思
想通史》认为泰州学派是唯物主义学派，我却认为是唯心主义； 《中国思想
通史》认为王艮思想具有异端色彩，我却认为王艮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如
此等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还特别加了个副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
将嵇文甫、吕振羽等前辈学者一概包括在内。文章写成后，寄给 《新建设》
编辑部，很快排出了清样。责任编辑谭家健同志告诉我，清样送给外老看了，
外老认为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不久，文章出来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当时20来岁，年轻、幼稚，
不曾更多地去思考外老同意发表反对他的文章这一事实的意义，也不曾想
到，应该去拜会一下外老，听听他的教诲。又过了几年，进入“史无前例”
的时期，外老当然在劫难逃。某次，我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闲谈，问起
外老和他的几位弟子的处境。这位同志说：“你幸亏没有调来，否则你也跑
不掉！”他接着告诉我，外老曾经准备调我到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
但没有调成。听了这位同志的话，我愕然了。我的文章和外老的著作唱反调，
而且是那样激烈的反调，外老却要调我到他手下来工作，这是一种何等高尚
的风格呀！
自从知道外老要调我而没有调成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想打听其中的奥
秘。说法不一。一说是档案不行，一说是忙于“四清”顾不上。我是相信第
一说的。我在大学里读书还算用功，但那时候用功读书并不被认为是好学生。
加上1957年我对揪了那么多右派想不通，不会张眉瞋目地斗右派，1958年
又不会说大话、吹牛皮，因此，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毕业鉴定有云：“反
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
想改造”。外老要调我这样一个人，自然调不成了。
又过了10多年，我进了近代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不久又应邀担任《中
国哲学》编委。当时，外老是刊物的名誉主编。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外老
对你和李泽厚同志参加编委会表示欢迎。”我听了之后，除了对事隔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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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老还记得我这一点深为感动外，再次有愕然之感。李泽厚同志是著作
等身的海内外名家，外老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不过写过一两篇反
对外老的文字，难道也值得外老“欢迎”吗？这以后，在外老家里开过一次
编委会，一位同志将我引荐给外老。那时，外老已患病多年，不能正常发音、
说话。只见他穿着一身青布中式服装，坐在轮椅里，显得清癯消瘦。我除了
问候外老的健康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又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某次会上，我见到中国思想史室的黄
宣民同志，得悉他正在写《王艮传》。我问他准备怎样写，黄宣民同志说：
“外老的意见是要坚持原来的观点。”听了宣民同志的话，我又一次愕然了，
原来，外老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呢？又有一次，
为外老整理回忆录的朱学文同志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外老，当年为什么要调
杨天石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外老的回答是：“这个人当时是中学教师，
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听了朱学文同志的话，我不再愕然，而是肃
然起敬了。外老的心胸多么恢宏宽广，他对培育、扶植年轻人又怀着多大的
热情呀！
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我用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已经愈来愈
少，这是有背于外老的希望的。今后，不管多么繁忙，我仍然要挤时间，继
续读外老的书，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8年12月7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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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团结报》
我和《团结报》发生关系，始于1988年《民国史谈》之设。
我常常感到，文章不一定非长不可，也不一定非长才见佳。有些事，有
些观点，不妨开门见山，以寥寥一二千字解决问题，写者轻松，读者愉快，
于构思、行文之间，具见作者的才力与功夫；而有些长文，意思也就是那末
一点点，但硬要摆谱儿，装派头，于是摇笔万言，写者费力，读者头疼，最
后能够坚持读完的也许只有作者、编者、排字者数人。两种文体，孰优孰劣，
本是不言自明的事。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圈子里，似乎只有长文章
才算是有水平，短文吗？那是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我不赞成轻视短文，很想突破一下。最初是为《光明日报》写过一篇题
为《提倡短文，力争写短》的小文章，算是呼吁。接着是想找一块园地，试
验试验。恰在此时， 《团结报》专刊部有此想法，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开辟
一个专栏，名为《民国史谈》，由我主持，邀请部分有志者共同写作。
专栏是办起来了，开场白是我写的，除了提出字数的限制之外，内容特
别提出：“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
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持之有据，
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
知识、明往昔、怡神志之效。”其后，在“谈”内共发表了300余篇短文。
社会反映似乎是好的。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选集，另名为《民
国掌故》。社会反映也似乎是好的。有好几位专家赞誉此书。有的学者拿到
书以后，据说就不愿放下，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了。还有一家什么杂志发了
书评，将此书夸了一通。可见人们还是欢迎这种试验的。
我给《团结报》开辟的第二个专栏是《海外访史录》，那是我唱独角戏
了。
1985年以后，拜改革、开放之赐，我曾经到日本、美国的几个地方访问。
大概是文人积习吧，我所到之处，时间大都耗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
自然，阅读范围限于我近年来的研究范围：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结果，
我发现，在海外，藏有大量国内没有的资料，特别是某些名人的档案。这些
资料对解决近代中国史上的疑难问题有很大用处。于是，我像春蚕啃桑叶似
的一口口啃下去，结果，每次返国，都带回大量珍贵档案的复印件，以致行
李大大超重，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超重费。
1990年，我从美国访问归来，想陆续写一组文章，介绍我的海外所得，
于是，和《团结报》商量，想开辟一个新的专栏，结果，仍然得到《团结报》
的大力支持。这样，自1990年12月8日起，《海外访史录》就和读者见面
了。我先后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有关蒋介石、李宗仁、张发奎、胡适、孔祥熙、
宋子文、陈立夫、熊式辉、陈光甫、陈洁如等多篇中国近代名人的文章。由
于所据都是从未公布过的秘档，因此，这一专栏颇受近代史学界的注意。有
的学者声称每篇必读，有的学者更每栏必剪存。其中，连载的《孔祥熙所藏
西安事变未刊电报》更特别受到重视。
《海外访史录》开始刊登不久，就有一家出版社寄来出版合同，要包下
这一栏的全部稿件。后来，广告也登出来了，就有读者来函询问，何时出书，
在哪儿可以买到？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的出书难，该书一直未能出版。现
在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我正在续写《台湾访史录》，将我1996年在台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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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史会等机构访问时的收获写出来，准备将两者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