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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 5…
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15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 〔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 〈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 6…
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9至10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此信在欧洲发表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当1907年初在
日本发表时，却立刻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宋教仁认为此信所言“支那
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个革命党人张
继则准备把它翻译出来，登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宋教仁赞成张
继的这一想法，并自任翻译。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译出了第一节，“大抵
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但
是后来，《民报》只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肖像，题为《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
直到1907年11月，它才发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实际上由刘师培主持的《天义
报》上。一共发表了两次，第一次是节译；到了1908年春，又发表了全译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则出版了单行本。有的学者认为，该信1911年在上海《东
方》杂志上刊出时，它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不确切的。
《天义报》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它的编者当时正认为，中国“西
化”将威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只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
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对托尔斯泰的信极为重视，每次发表时
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第二次的按语说：“俄
托尔斯德《致中国人书》，其大旨在于使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无政府主义，不
可效泰西代议政体，较之巴枯宁之昌破坏，苦鲁巴金 （指克鲁泡特金——笔
者）之言共产，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
托尔斯泰晚年，俄国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村正在经受资本的残
酷洗劫，农民面临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危险。与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
商业出现的同时，贫困、饥饿、野蛮、卖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积累时代”的
一切灾难也就随之降临。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最深沉
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露”，自然，他也不愿意
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写作的。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还给日本《报知新闻》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托尔斯
… 7…
泰批评当时的日本，“凡百事业，悉以欧人为模范”。他认为，即使中国像
日本一样，全盘“输入欧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驱逐那些入侵中国的“欧人”，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人民“所处之地位，亦渐次而趋于困难”。他不了解，中
国人只有走现代化的求富求强之道，才能摆脱贫穷，避免落后挨打。他也不
了解，对于西方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 （孙中山语）。
托尔斯泰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他的观点充满着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动的。就其无情地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一面来说，是深刻的；就其企图
永恒保持东方农业社会和儒、释、道等“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鼓吹“勿
以暴力抗恶”来说，是保守和反动的。这两方面，在他的《致一个中国人的
信》里，都有所表现。 《民报》之所以没有刊出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于
此！
… 8…
章太炎为何要砸
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头
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
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
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那是在1907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
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
则敲其头矣！”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
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
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
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儿。那是在1903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
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
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
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
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
华盛顿、拿破仑者耶！”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
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
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止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
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
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