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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广东政治指导员。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其有操纵粤政，断绝抗
战物资来源、与汪同恶共济，主持华南特工情报，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
等四条罪状。起诉书称：“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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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
审判中，陈璧君傲慢骄横，声称汪精卫主和“目的亦在救国”。同时，
矢口否认主持华南伪特工一节。判决时，法院驳斥了她的“和平救国”的谬
论，但也因证据不足，撤消了对她主持华南特工的指控。4月22日，陈璧君
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后，陈璧君表示不服，但她表示绝不上诉，因为上诉结果不会两样。
其女汪文恂聘请律师申请复判，被驳回。此后，陈璧君即被长期监禁，1959
年6月，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王揖唐装病闹庭
王揖唐原是段祺瑞的心腹死党。1937年12月，王克敏在日本帝国主义
扶植下，在北平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揖唐任常务委员、内政部总
长等职。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揖唐任考试院长。1940年6月，王揖
唐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3年，王因汉奸集团的内部
矛盾，被迫辞职，仅保留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一项头衔。
1945年12月，戴笠在北京借宴客为名，逮捕华北地区汉奸时，王揖唐
正在医院里养病，但不久即逮捕归案。审判时，王假装病重，要人用帆布床
抬他上法庭。他一言不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法院当局不得不宣布，如不
开口答讯，将视同缺席审判，依法制裁。这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当时，审
判长何承焯曾在他的手下当过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于是他便当庭声称，何
不配审他，对何说：“你赶快给我回避，让政府另换法官审讯，我王某自会
语语吐实，有的是话要说。”第二天，王揖唐又在报上刊登启事称：“如谓
揖唐系大汉奸，则该审判长为揖唐统治下之小汉奸。今以小汉奸而审大汉奸，
天下后世其谓今日为如何世耶！”
在闹庭的同时，王揖唐又聘请律师出庭辩护，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检举何
承焯。后来，河北高等法院另行派人审理，判处王揖唐死刑。王不服，两次
上诉。1948年9月，南京最高法院复议，维持原判。同月10日，王揖唐在
北平第一监狱被处死。
梁鸿志伏法上海
梁鸿志原是安福系政客，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卵翼下，于1938年3月
28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任行政院院长。汪伪南京政权成
立后，梁任监察院长。汪死后，改任立法院长。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四处避匿，均感不是安全之计，被迫投案。他在自
白书中承认“对于国家立场，未经兼顾，此自是个人之昏愦糊涂，不能辞免
罪责者也”，但是，他旋即又起草辩诉书，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作了解释。1946
年6月，上海高等法院公开审理梁案。梁鸿志除聘请多名律师为自己辩护外，
又多方收集有利于己的证据，企图幸免。25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梁鸿志死
刑。梁及其家属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诉。10月2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
判。执行时，梁在遗嘱中声称：“此乃佛语所谓前生罪孽。”他并对检察官
说：“我是懂法律的，执行时间未免太快！”
周作人铁窗十年
周作人原系鲁迅之弟，五四以后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作家。自1939年起，
历任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
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是著名的文化汉奸。
1946年6月，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提出起诉，指控他担任伪职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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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
教科书，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启发其亲日思想等罪状。
周作人则声称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是“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前后六年，
无日不与敌方兴亚院及伪新民会在争持磨擦之中”，要求宣告无罪。庭审时，
法官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同时责问他为何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
委等伪职。据 《申报》报导：周作人“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
东拉西扯”，最后，“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由于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
人，因此，不少人为他请求轻减。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
期徒刑14年。判决后，周作人认为量刑过重，上书自辩称：“虽任伪职，并
无罪行。”1947年12月，最高法院复判称：“申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
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因此改判有期
徒刑10年。
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除上述诸人外，被处死刑的重要汉奸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宣
传部长林柏生、内政部长梅思平、陆军部长叶蓬、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冀
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间谍金璧辉（川
岛芳子）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要汉奸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司法院
长温宗尧、中央党部秘书长罗君强、最高法院院长张韬、华北政务委员会财
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等。被判有期徒刑的有：伪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考试
院长江亢虎、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李圣五等。
总计，至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共起诉汉奸30185人，其中判处死刑
者369人，判处无期徒刑者979人，有期徒刑者13570人。至1947年底，起
诉人数增至30828人，科刑人数增至15391人。此外，由于中共统治区也同
时进行了大量的惩奸活动，因此，实际受到审判和惩处的汉奸将大大超过此
数。
中华民族最重气节。自古以来即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那些
横眉怒对外敌，虽粉身碎骨不改丹心的民族英雄们长期受到人们的敬仰，而
屈身事仇，卖国求荣的败类们则永远被人民唾骂。日寇侵华期间，投敌的汉
奸们虽情况各异，原因有别，有些人，早年还有过颇为光荣的革命历史，但
是，他们昧于民族大义，在关系个人出处的大关节上失脚，结果，“立身一
败，万事瓦裂”。汪精卫、王克敏等虽然幸免刑责，但是，难逃历史的斧钺。
他们和其他汉奸一起，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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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冰回忆后的一点思考
读了刘冰同志的回忆文章 （载《百年潮》1997年第5、第6期）之后，
感慨良多。迟群在清华大学作威作福，丑态百出，刘冰等向毛泽东上书反映
问题，这本是党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然而上书何其艰难！后果又何其严
重！
为了这封信，刘冰等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在北京卫戍区的招待所
里定稿的。信写好之后，如何将信送给毛泽东，却成了大难题。寄吧，怕毛
泽东见不到，更怕落到“四人帮”及其爪牙手里。于是只能找关系，走门路。
第一封信是通过卫戍部队送到邓小平的家门口，请邓转呈毛泽东的。但第二
封信，此路就不通了。无法之中只能找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最后是通
过胡乔木转呈邓小平，再转呈毛泽东的。不想，他们捅了个大娄子。刘冰等
受到残酷的批斗不说，转信的邓小平也因此遭殃，再一次下台，差一点儿“永
世不得翻身”。
此类因上书而招来横祸的事，似乎还不是个别的。回想建国初期，胡风
上书中央，对文艺工作提了些意见，结果不仅挨了批，而且问题的性质迅速
升级，搞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其后是下狱、判刑，蒙冤受难多年。彭
德怀因为看到了一些“大跃进”的问题，上书说了点实话，结果也是挨批，
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个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的头子，结局也
是很悲惨的。其他更多的事例，就不想也不便再举了。
如果一个公民、一个党员连上书、转信的权利都没有，那么，民主何在？
宪法和党章中那些有关发扬民主的煌煌条规，岂不成了具文！
有幸的是，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