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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先生之外，有谁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听了吴稚晖的长篇唠叨，胡适也站起来说：
我绝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
四十人。我自己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
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吴稚晖反对胡适的意见，继续发表长篇议论，批评胡适不应“用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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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牵制李先生”。他说：同李石曾合作，这是上上；不合作，那是中中；同
他捣乱，这是下下。又说：好比一把破茶壶，李石曾先生要拿这把茶壶，就
让他拿去吧。我们只希望他不要耍阔少爷脾气，抢去摔了就完事。只希望他
好好地用。末尾，吴稚晖强调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当日会议中，吴稚晖已经几次谈到蜀洛相争，胡适忍不住了：
“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吴稚晖跳起来了。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等下令枪杀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的群众，接着又下令通缉“群众领袖”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寅村）等在北京工作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和进步文化人，共50人。吴稚
晖所说“通缉”，指此。
“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陈西滢等人反对学生投入学潮和政潮，三·一八惨案后发表过一些批评“群
众领袖”的言论，但是，胡适认为他们不会向北洋政府提出逮捕建议。
“你就是反革命！高一涵在《京报》上明明说三·一八的惨案是我们干
的。我留下《京报》为证。”吴稚晖再次跳了起来。
“我那年八个月不在北京，不知道你们打的笔墨官司。但……”胡适于
1925年夏末去武汉，然后到上海，直到1926年5月才回到北京，因此他想
辩解。
“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
不计较他们罢了。”反对女师大风潮，支持章士钊的北大教授当时大都住在
东吉祥胡同，吴稚晖始终对他们有余恨。
“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朋友规劝
他，不要把这把破茶壶摔了。我说的是一种忠告，不是什么捣乱。”在李石
曾是否适合当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上，胡适让步了，但是，他不能同意吴稚晖
的所谓“捣乱”的说法，特别加以声明。
会开完了，吴稚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到胡适面前，说：
“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
“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胡
适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李石曾打给张静江、易培基的，报告中华大学校长事，
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人先行接受，云云。
一切早就决定了，拿到会上讨论，意在走个过场，造成民主空气，然而
胡适不知内情，白白地吵嚷了一番。他觉得很懊恼，当了“笨人”。
吴稚晖辱骂胡适是“反革命”。第二天，胡适想了又想，气不能平，写
了本文开头的那封抗议信，然而他想了又想，终于没有发出。
北大复校的事，折腾了很久，一直到1929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才
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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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代的“天天读”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对“天天读”都会记忆犹新。那时，神州大
地，不论是在办公室、车间、商店，抑或是军营、教室、田野，只要是有人
群的地方，天天早晨，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人人手棒“红宝书”，或朗朗
诵读，或默默研习，时间或长或短，读完之后，才各做各事。由于天天如此，
雷打不动，成为仪式，所以称为“天天读”。
“天天读”虽然诞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被认为是项伟大的创造，
其实，它并非“史无前例”，那例证，就是国民党时代已经有了。
不信吗？请查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的第44次会议记录。那次会上，通过了一项《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
义条例》，规定神州大地的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
义”。所谓“党义”，其内容为《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建国大纲》、
《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实业计划》等，
都是那时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国父”也者，国家的父亲，
是个包含无限神圣、无限伟大、无限崇高、无限光辉等诸种意义的头衔。
该条例规定：“研究程序分四期”，每期研究期间以一学期为限，平均
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你看，
四个程序，四个学期，每日平均至少须有半小时，不是“天天读”是什么？
只不过该条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各级教职员”，没有“文革”时代那种全
国、全民的规模，而且，是否真正雷厉风行、雷打不动地实行过，也很难说。
比较起来，国民党的“天天读”真是差多了！
国民党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呢？原来当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
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著作，作为训政时期
“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决议称：“吾党同志之努力，一以总理全部之
遗教为准则”，“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
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此后，国民
党当局就不断采取措施，将孙中山偶像化，将孙中山的思想和学说教条化。
于是，就出现了那个时期的“凡是”派，“认先总理的一切主张及计划，是
天经地义，先总理传下来的一言一字，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敢讨论总理学
说的是大逆不道；敢批评总理主张的，罪不容诛”。胡适因为写了几篇文章，
对孙中山的某些思想有所批评，结果受到浩浩荡荡的“围剿”。国民党人纷
纷指责胡适“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
要求惩处胡适，有的人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解京”。上述所谓《各级学校
教职员研究党义条例》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笼的。
孙中山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产物，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在民主革命
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其中无疑有肤浅的部分，有不成熟的部
分，有谬误的部分，有只适合于某一特定形势的部分，有尚须补充、修正、
发展的部分，将孙中山的思想视之为“先天的宪法”、“最高之根本法”，
每天恭读，句句照办，不容辨正，不容批评，不容变更，其结果，必将使人
们思想僵化，堵塞了真理发展的道路。
《各级学校教职员党义条例》公布后，胡适的朋友们立即跳出来反对。
他们提出，孙中山自己就说过，他的 《实业计划》“不过是一个外行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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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限制的资料想出来的一个粗简的大纲或政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及详细的
调查，修正及改良是不可避免的”，并不自认为都是真理。他们尖锐地质问
国民党：“所谓先总理的学说及主张，不许讨论，不许批评，在《中山全书》
上有什么根据？”自然，他们不赞成“天天读”。那个时代，南京国民政府
初建，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西斯统治制度，所以，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狗
头”居然没有被砸烂，也没有被踩上千万只脚。
伟人是应该受到崇敬的，但是，不能偶像化；伟人的思想是要学习、研
究的，但是，不能教条化。“天天读”之类，随着“文革”结束而结束，历
史在恢复它的常态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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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拒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