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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怎么见人啊。当时我真觉得到了世界末日，真有点不想活了的感觉。放学后，我连家都不想回了，带着小明在街上瞎转，小明听我说了这事以及将要面临的后果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只是默默地陪在我的身边。天黑了，我们才不得不回家。
我一夜未眠，第二天心惊胆颤地去上学，可出乎我的预料，老师并没有找我，班上的同学——包括那个丢钢笔的同学，也似乎都不知道钢笔是谁偷的，更不知道我以往的劣行，同学们待我一如既往。接下来的几天，老师也没有找我，她仿佛患了健忘症，把这事完全给忘了。一个星期后，小明带话给我，说他爸爸想跟我谈谈，让我到他家去一趟。我追问了小明，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天晚上，小明因为陪我在街上瞎转，回家晚了，方叔叔问他干什么去了，小明不会撒谎，就把我的事说了，还把我将面临的后果也添油加醋地说了。第二天，方叔叔就派了部队政治部的一个干事，专门到我们学校里，找了有关领导，谈了我的事。能够想像那个被方叔叔派去学校的干事是怎么说的：这孩子的父亲是我们部队的主要首长，这事如果传出去，有损首长的威信，影响很不好，希望学校方面不要处理他了，也不要扩散，至于这孩子，我们会教育他的。既然部队上为了我的事专门派人来谈了，学校方面考虑到军民鱼水情，也就让这事不了了之了。我还记得在方叔叔家，方叔叔对我说的话，他仍然叫我小胖子，温和但稍有些严肃地看着我。他没有跟我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说，我不会把这事告诉你父母亲的，但你要向我保证，以后再不要拿别人东西了，好吗？方叔叔没有说“偷”，而说的是“拿”，当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满脸泪水地点了点头。以后我再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了。
我们大院的食堂里有个炊事兵，叫张双喜，这人脑子有点问题，除了烧饭之外，一有空就唱样板戏。他唱样板戏不是唱着玩儿的，而是一板一眼很认真地唱，还刻苦地钻研唱腔唱法，唱的时候还必端上架子，台风十足。这张双喜大概是觉得当伙夫没什么大出息吧，想靠唱样板戏唱出点名堂来，真是想好事呢。一个火头军，不老实烧饭，总在那里拿腔拿势地唱样板戏，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他脑子不正常了，都爱逗他取乐儿。有人对他说，他的样板戏唱得好极了，迟早会被调到宣传队去，演英雄人物，将来会红遍全中国的。他便信以为真，越发地勤学苦练起来，成天躲在食堂的仓库里，像头发情的公驴似的吊嗓子。有人从彩色画报上剪下了一张东方歌舞团某著名女演员的相片，对他说，这个女演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爱上了他，想和他谈对象，特地托人把自己的相片捎来给他，问他愿不愿意？这种荒唐话张双喜也相信了，激动得不行，把女演员的相片用镜框镶起来，放在自己的床头，逢人便说自己的对象是北京的著名女演员，而且不久就要来部队看他了。那时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家属，甚至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见到张双喜了都要逗逗他：“喜子，来给我们表演一段。”一听这话，他会立刻丁字步站定，两手端起架势，唱将起来。有人又对他说，以他现在的唱功，完全可以调到宣传队去了，不应该继续当炊事兵了。宣传队归政治部管，政治部主任是方叔叔，人家就建议他直接去找方主任谈谈，主动申请调到宣传队去。
按说，一个当兵的要想找首长谈话，那是很不方便的，部队里等级分明，不是你想找谁谈话就能谈上的。可这张双喜因为是个火头军，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只要方主任来食堂吃饭，他便有谈话的机会了。食堂分为三个灶：职工灶，军官灶，首长灶。首长灶是只供首长和首长家属吃的。我吃饭的时候，见过好几次，张双喜畏畏缩缩地走进首长灶来找方叔叔，别的首长见了他都会跟他开开玩笑：“喜子，最近唱得有没有进步啊？”“喜子，北京的对象来了没有？”但是我从没有看见过方叔叔跟他开玩笑，方叔叔总是让张双喜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很认真地跟他谈话：喜子，你是党的战士，党的战士就要听党的话，现在党需要你当炊事员，你就应该当好炊事员，为革命烧好饭。唱样板戏，演英雄人物，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学习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做好本职工作……有时，上士（食堂里的头儿）怕张双喜影响首长吃饭，会慌慌张张地跑来，训斥张双喜，让他赶快离开，方叔叔就会摆摆手，对上士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和喜子谈谈。
不久在别人的调笑逗弄下，张双喜的病情开始加重了，成天到大院门口去接北京来的女演员，也就是他想像中的自己的对象。只要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从大院门口进来，他就要问人家是不是从北京来的，如果那姑娘长得漂亮的话，即使告诉他不是从北京来的，他也不相信，反复对人家说，自己是张双喜，就是那个唱戏唱得很好的张双喜，把人家搞得哭笑不得。恰好，这时部队里一年一度的复员转业工作开始了，有关方面就准备让张双喜复员，方叔叔知道后（他吃饭时专门把上士叫来了解了张双喜的情况），亲自指示暂缓让张双喜复员，先把他送进地方的精神病院治病。方叔叔考虑得很周到，张双喜是农村兵，复员回乡后如果再治病的话，就得自己掏钱，那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将是很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张双喜如果没有复员，他治病所需的费用则完全由部队负责。一个军分区首长如此关心一个普通战士，是很感动人的。
后来，党和国家出了大事，林副主席搞政变，想要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阴谋败露后，又仓皇出逃。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结果他就去了，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紧接着，军队系统便开始清查林彪的死党，方叔叔的问题也就在这时暴露出来了。当然，像方叔叔这种小干部（相对而言），是轮不上做林彪的死党的，可他却给林彪的一个死党写过好几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表达自己对敬爱的林副主席的无限崇敬之情，以及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建议。那个死党并没有给方叔叔回信，大约是嫌方叔叔官太小了，给这种小毛耗子回信有辱自己的身份。但尽管如此，方叔叔已经是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
方叔叔为什么要给林彪的死党写信呢？不得而知。猜测大概是有点野心，想背靠大树好乘凉，想升官升得快一点。按说方叔叔的官升得也算快了，要是按这个趋势正常升下去的话，到了七八十岁，也能捞个像样的干部当当。可他却等不及了。这就是他的不对了，哪能老想着当官呢，应该多想着为人民服务嘛。官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该像雷锋同志那样，甘当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方叔叔犯错误后，就被停职审查了，这一审查就审查了好几年。其实也没什么可审查的，错误嘛就是这么个错误，再没有发现其他的错误了，说是审查，其实也就是等上面给定个性，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敌我矛盾。要是敌我矛盾，没什么可说的，开除军籍回家乡，接受地方政府的监督改造。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降职降级，然后提前退休，官自然是没得当了。我父亲还有其他几个部队首长的意见，是把方叔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过我父亲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上级部队党委。
在方叔叔被停职审查的那几年，我很少见到方叔叔了（我父母亲也不让我到他家去玩了），他总呆在家里不出门，偶尔在天黑之后，他会到大操场去跑跑步，锻炼一下身体。有一次我路过他家，听见方叔叔在家里唱革命样板戏：
适才
听得司令讲
阿庆嫂
真是不寻哪常
我佩服
你沉着机智有胆量
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
若无抗日救国的好思想
怎能够舍己救人
不慌张
……
小明我也很少见到了，他转了学，还住了校，即使有时在院子里碰上我，也只是冲我点个头就过去了。我挺可怜他。从我内心来说，我对他并无偏见，他父亲的事归他父亲，与他有什么相干，我们依然可以做好朋友啊。但他却显然不是这么想的，或者可能是他父母亲不准他和院里的孩子来往了。
再后来，方叔叔就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