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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无声地进行，而声音在寂静内部穷忙。墙纸的图案变成脸。偶尔墙内嘀哒声会打破寂静。是什么声音？是谁？是我吗？墙的响动是我的病态意愿所致。多么糟糕……我疯了吗？差不多。
我担心滑进疯狂，但一般说来我并未觉得有任何疾病威胁——这是忧郁症中罕见的案例——而正是由病的绝对权力引发的恐惧。像在一部电影中，乏味的公寓内部被不祥的音乐彻底改变，我经历的外部世界变得不同，因为它包括了我对疾病控制的意识。几年前我想做个探险者，如今我挤进一个我根本不想去的未知国度。我发现了一种魔鬼的力量。或者不如说，是魔鬼的力量发现了我。
最近我读到有关报道，某些青少年由于被艾滋病统治世界的念头所困扰而失去生活的乐趣。他们会理解我的。
那时候我怀疑所有的宗教形式，我肯定拒绝祈祷。如果危机晚出现几年，我会把它当成唤醒我的启示，如同悉达多（释迦牟尼的本名）的四次遭遇（老者、病人、尸体和丐僧）。我会设法对侵入我的夜的意识的变形和疾病，多一点同情少一点恐惧。可那时，我陷入恐惧，宗教丰富多，彩的解释对我来说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祈祷，只有用音乐驱魔的尝试。在那个时期，我开始认真地捶击钢琴。
母亲目击了那个深秋之夜危机开始时的痉挛。而此后她被完全关在外面。每个人都被排除在外，要谈论那发生的一切太可怕了。我被鬼包围。我自己也是个鬼。一个每天早上去学校在课上呆坐的鬼。学校变成呼吸的空间，我的恐惧在那儿不同。我的私生活在闹鬼。一切颠倒过来。
而我一直在成长。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我在全班最矮的行列，可到了期末我成为最高的之一。好像我在其中的恐惧是一种催植物发芽的肥料。
冬天快结束了，白日越来越长。如今，奇迹一般，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我慢慢复原。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着雪茄讨论哲学。是穿过苍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了，我完全没有觉得恐惧在家等待我。
我依然被裹挟其中。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历。而它要结束了。我觉得它是地狱中的炼狱。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二
写于1996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北岛译）
这首短诗只有五行，却写得惊心动魄。开篇时相当宁静：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用流水声勾勒出冰雪消融的景象，声音成为动力推动着诗继续向前：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那些面具后面，如果说第一行是声音的话，那么第二三行是画面，在这画画中出现了不祥之兆：汽车公墓和面具，汽车公墓即废车场，面具即报废的汽车。自然意象和工：业文明的意象在这里交汇，且在一种相当负面的阴影中。接下去，我抓紧桥栏杆，叙述者终于现身——在桥上。动作的突然性构成了紧张，暴露了叙述者的内心恐惧一一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这是个多么强烈的意象，首先在于其准确生动，再者充满动感而更紧迫更具威胁性。桥，这工业文明的象征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淙淙流水到桥，从缓到急，从和平到死亡，从古老到现代，戛然而止。
我忽然想到传统。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汇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反观中国现代诗歌，不能不让人感到传统的一再中断。五四运动就是第——次中断，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否定，造成早期白话涛的苍白幼稚。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致使诗歌沦为宣传的工具，是第二次中断。而第三次中断，是“九叶派”后中国诗歌的巨大空白。“今天派”出现后，代沟纵横，流派林立，恶语相向，互相掣肘，使本来非常有限的传统资源更加枯竭。没有传统作后盾，就等于我们的写作不断从零开始。
自八十年代初起，大量的西方作品泽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我本人就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我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C；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纳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1990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1985年那个令人眩晕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标明：1990年8月4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1972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拍立得（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1974年发表的唯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8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11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
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