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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子用指甲给她刮痱子；刮三颗痱子给一分钱。祖母的痱子一颗颗，米粒大，晶亮晶亮，用指甲一刮，就“别”的一响。刮完了痱子，便扑老马入和痱子粉；再转过身来，蹲在她膝前，领取工钱；她就往你的小嘴里抿进一粒生姜糖；小孩子不喜欢吃生姜，祖母就说：“生姜糖又不是我给你们的，是灶上的土地菩萨给你们的，给的时候他还念了一句经，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省了医生开处方’。”我们便信了，便把生姜糖含在口里了；便也记住了土地菩萨的那句经文；后来当然也知道那是一句俗话；不经意中，也把这句话，传给于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生代代的传承；代代的人生态度，都要在有信之中；有信之时，只觉得俗话是经文，经文便也是俗话。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也正如释迦说的，不可以三十二像得见如来；法是无处不在的，但要你信。
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窥见了老扁担隐藏很深的一面，现在才发现，人家张华仅凭直觉，早就知道了老扁担的品格。张华是这样的肃然，我自然是不可打趣取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我只觉得是民间风俗，一向没有当真；一年一度，举行一些祭奠仪式，也是寄托哀思，也算踏青赏春。张华说她也一样，对于清明节和各种仪式，平常也不认真的；只是可怜老扁担这个人，几年来，在花桥苑，受的委屈真是海也似的深，还不谈在他们乡下是如何忍辱负重了；其实年纪也才五十出头，算什么老？这人还是走得太早了，走得又这样孤单与凄若，一条喜欢的围巾都没有给他陪葬的，不祭祭他，不给他送点东西去，那就是天道不公啊。张华这个张花裤子啊，她的道理，说得我还没有办法不服气。人家张华，与老扁担非亲非故，节气惦记得到，般般都做得到，这里头的举止，委实是侠义动人。
我便陪着张华下楼了。我们一起，把祭奠物品拿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一一堆好；张华用粉笔将这些祭品划了一个圈；点火焚烧。面对火焰，张华说：“老扁担，这是给你的东西，你来拿走吧。”张华把这句话，一连说了几遍，遍遍都像是在对真的人说话，平静和坦然。我们守候着这堆祭品，直到化为灰烬，看着一阵阵小风，无声地把它们卷走。月华在地，城市朦胧；四周公寓楼传来麻将声声，哗地推倒，达达达地码牌；再哗地推倒，再码牌；随之而起的欢声笑语里头，总让人感觉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急躁与感伤；怎么说呢？人总要玩一点什么吧？怎么说都无奈何，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江山，就会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的，过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花桥苑的人家都看见，老扁担的儿子站在台阶上，看人打牌，人们在打“斗地主”；年轻人满脸都是急于参与的表情。年轻人也吸烟，吸的姿势却与他父亲绝然不同；他用嘴角叼香烟，脑袋歪着，眼睛乜斜，一只眉毛高，一只眉毛低，这是不正经的抽烟相。即便抽烟，也是有品相的；做什么都有品相；都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可以做得下贱下流；也可以做得端然有品——无论世上三百六十行。花桥苑人家又开始在大街上去叫破烂了，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他人；老扁担用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赖，都随老扁担去了。年轻人不懂，品性不可世袭，信赖也不可世袭，财富也传不过三代；他来花桥苑，是否吃得了他父亲吃过的苦？
张华送我。我们坐在自行车棚喝茶活别。徐迪娜抽泣着跑来，说真是不幸，她的波德也死了；波德一个不当心，欢快地飞进了她家沸腾的排骨藕汤汤罐里。
张华说：“哭什么！死也有死的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那么痛苦，有的这样幸福；波德就是一只幸福的鸟。”
张华还是习惯毛式语气，人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我笑了。之后，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喝茶。花桥苑的九年，我没有白白度过，处处都大开我的眼界，人人都是我的大世面。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无处不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该搬家了。
2002年的元旦，一个朋友来电邮，写道：这个年份好，如此对称与平衡，百年难遇，是数字的好晶相，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朋友的话，说得何其好！任何好品相，都是难得。我摊开一张金色的贺年卡，用手指，轻轻抚摸2；002，一遍又一遍，轻轻的抚摸，心里想着：好品相当然是难得了！
2004年7月21日 一稿
2004年8月3日 二稿
写于沪上
灰舞鞋
严歌苓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兮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隆。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她步子不快不慢，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
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小穗子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
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
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有十五岁没有？文工团的？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她在往那一带去。
很快路灯就稀疏了。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连一贯在墙外转悠，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这都很好，很理想，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外在条件太漂亮了。
她现在站立下来。一边是马路，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她没有手表，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他是有手表的，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
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又动了动。不久，她发现自己一只脚勾起，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踢几下，就踢出一种舞蹈来。左脚两下，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换成右脚。她忽然不踢了，是个谈恋爱的人了，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她让自己站定，好好想想，抽屉锁上没有？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