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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FS作主要交易决策的总经理长时间留任。尽管交易组织有一定实力，但是如果有竞争对手抢走业务的话，盈利能力降低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审计报告还指出，短缺的资金已由位于伦敦的“巴林集团财务部”补上；银行应该考虑使用信用证或提供信用透支。
我逃脱得太轻易了。读到审计报告的前言部份时，我简直是心花怒放。
“本报告主要的证据来源是几位重要部门的经理（主要是总经理）所作的询价，我们查看了其主要的报表和记录，但没有对这些记录做详细的检查。”
在报告的结尾，他们做了总结——不过是重复了我在某些会议上陈述的观点而已：“总结：BFS业主交易／套做交易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其在sIMEX及日本各市场上独特的位置。众多的代理业务、独到的管理方法和通信方式使BFS既可以在多个市场之间做套做交易，又可以从低风险的短期市场变化中获利。我们没有找到能证明BFS有破坏SIMEX交易规则或超出限额做交易的证据。”
至于我同时身兼前台与后勤两部经理这件事，却没人真要改变这种体制，这是令人吃惊的。这在任何交易市场都是有悻常规的。审计报告对此做了如下评价：“尽管BFS交易金额巨大，它仍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运行体制较直接的公司。
也许正因为如此，其前台交易与后勤清算均由总经理尼克·李森一人负责。这是权力过份集中的典型例证。而一般的公司为了减少出错的可能性，都把业务划分为开展、清算及记录等不同部分。”
对这个核心问题，他们作出了这种极没有见地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由同一个人来兼任多职，同时负责交易、清算及记录等环节。我们认为，由于后勤部门缺乏有经验的高级职员，其总经理一直非常积极地承担着前台交易和后勤结算的所有细致工作。”
他们在审计报告提出了几条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被采纳，我的欺瞒行为可能难以继续下去了），譬如“由于其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情况日益复杂化，现在是向BFS提出派遣独立的专职‘风险与税收’人员，对其进行严格监查的时候了。”
但是，审计报告也引用了西蒙·琼斯对此发表的不同意见：“根据内部审计的结果看来，BFs尚不需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对其‘风险与税收’情况进行监查。由于期化交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一点审计师他表示同意），现在在香港任职的风险经理即可完成对新加坡分部的监查工作。（我们建议每个季度查一次）戈登·鲍舍己表示：他愿意，也有能力做这项工作。”
读到这样的结论，我突然忍不住笑了。西蒙·琼斯真是一只铁公鸡啊！他一心就想着尽管降低雇员工资这方面的支出。
为此，他不让我聘用最合适的人选，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高工资。现在，他又拒绝为一位独立的风险与税收督查人员花钱。
这倒使我可以继续保持现在这种无人监督的状态。括号里的那句“每个季度查一次”对一切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让戈登·鲍舍来督查我的业务？这未免太可笑了。就好比让一个住在巴黎的人督查雅典分部的业务。
“你对此满意吗，尼克？”我们都坐在西蒙·琼斯的办公室里喝咖啡时，詹姆斯·贝克问我。
“满意，戈登会好好做的。我们也实在太忙，确实需要别人来帮忙。”
“你是很忙，但是做生意时还是有个人监督比较好，以免出事。”西蒙·琼斯说道。
“而且，你对生意的情况可以了解得更清楚。”贝克和颜悦色地说。
“那么，戈登什么时候来这儿？”
“他每个季度来一次。”西蒙·琼斯说。
“没问题。”我点头表示赞同，“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该赶回交易大厅去了。”
“没什么事了，你走吧。”西蒙说。
“祝一切顺利。”我出去时，贝克和曼森都这样祝福我。
审计报告的第十三页上记录了“风险委员会”对BFS每日头寸的最高限额：——二百份日经二百二十五种期货——一百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五百份欧洲货币期货没有对整夜头寸的授权。但是，自九月初开始，我手头已有五千份日经期货、二千份日本债券期货、一千份欧洲货币期货及可装满满一卡车的期权（其总数高达二万份）。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
第五章 亏损激增的一九九四年
“是的，我曾想过巴林银行何以能获得
如此巨额的利润。实际上，在简报及其他一些东西中我都反复提出不少与之有关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它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对此不甚了解。我在十一月份的会议召开之前提出那些问题的目的即在于此。
我对其盈利能力想的很多。我那时感到很高兴，为巴林证券以前出过事，所以我们都特别希望巴林银行能获得利润。”
——霍华槽·华尔温
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对巴林银行非凡的盈利能力提出质疑了（明显的那非凡的盈利能力完全是因为有了经理们对生意的“重新布局”）。其实，那时候，他们可以从该银行的另一部门——负责资金流动的部门——找到部分答案：有关文件被搁置在克里斯克弗汤普森的收函文件格中了。
由于我向总部索取三亿万英镑，巴林银行开始出现资金周转问题了。对任何银行而言，在没有照会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将超过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寄往海外都是非法的。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储户——否则，在他们想把钱拿回部时，只会看到银行已将钱全部抽出流向了海外，而银行金库却空空如也了。
巴林银行的上层人物曾就此规定和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多次会谈，要求他们允许巴林银行向海外寄出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资金——为我在新加坡和日本的业务提供资金。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巴林银行却终不能达到目的。从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巴林银行在SIMEX及日本市场投入运作的资金已逾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超出了总资金的百分之二十五。除了一九九四年四月到六月外，每个季度都是如此。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巴林金融集团最高负责人乔治·麦克林给巴林投资银行业务总经理杰弗瑞·巴内特发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同时抄送给了下列几位：巴林财务与风险主任毅恩·霍普金斯、信贷收支差管理部主任约翰·尼罗素、巴林集团财务主任托尼·霍斯、证券股票交易的总负责人理查德，卡茨，以及巴林集团财务总监利兹·希尔。备忘录内容如下：“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出于对在大贩证券交易所（OsE）市场上收支差已逾总资产（一亿一千七百万英镑）百分之二十五这件事实的尊重，我们决定打破原来内部规定的一亿英镑的限制，而将最高限额提高到一亿二千七百万英镑。随后，我给英格兰银行的·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打了电话，向他报告了我们提高限额的事，同时向他询问我们在OSE市场上的收支差在整个日本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在五月举行的最后一次监察会议上，汤普森说他已对其‘决策单位’有了一些看法，他要给我们写信，与我们就此话题作详细的探讨……”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是主管商业银行（如巴林银行）监察的高级官员。他告诉麦克林说，有些东西可能会“埋没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了”。麦克林后来说，汤普森曾表示：“他对已林银行向他报告这一情况感到高兴，同时也同意）我们在某些时候可以让流向海外的资金超过巴林银行资金储备的百分之二十五。”
英格兰银行的这次默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而该银行内部规定的经理工作守则却要求，在同意某银行提出的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资金投入海外市场的要求之前，必须要请示有关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按照这条规定，巴林银行的要求必须要告知卡罗·沙金特——“英国大银行监查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应该把巴林银行的情况向她汇报，但是她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倒宁愿对此事有个详细的了解。”沙金特后来说。
在英格兰银行里工作，和我在新加坡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在他们那些高大宽敞有穹庐式框顶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