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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乔治关于单一土地税的建议。不仅仅是对改良土地征税引起的潜在问题，而且这种税现在也不能使政府收入增加到能支付大部分支出。但乔的许多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乔治的这本著作出版100年以后，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tion Fiedman）的评价是：“按我的看法，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士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即问即答 啤酒的需求比牛奶的需求富有弹性。啤酒税的无谓损失大呢？还是牛奶税的无谓损失大？
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随税收变动而变动
税收很少长期保持不变。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总是考虑提高一种税或降低另一种税。这里要考虑当税收规模变动时，无谓损失和税收收入会有什么变动。
图8－6表示在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小额税、中额税和大额税的影响。无谓损失——当税收使市场规模减少到最优水平以下时引起的总剩余减少——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无谓损失三角形的面积相当小。但在（b）幅和（c）幅中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的增加越来越大。
实际上，税收无谓损失的增加要快于税收规模。原因是无谓损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而三角形面积取决于三角形底和高的平方。例如，如果税收规模翻一番，三角形的底和高翻一番，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4倍。如果我们税收增加3倍，三角形的底和高也增加3倍。这样，无谓损失就增加9倍。
政府税收收入是税收规模乘以物品销售量。正如图8－6所示，税收收入等于供给和需求曲线之间的矩形面积。在（a）幅中的小额税时，赋税收入少。随着税收规模从（a）幅提高到（b）幅，税收收入增加了。但当税收规模再从（b）幅提高到（c）幅时，税收收入减少了，这是因为税收大幅度提高减少了市场规模。对非常高的税收来说，并没有收入增加，因为人们会同时停止买卖物品。
图8－7总结了这些结论。在（a）幅中，我们看到，随着税收规模提高，无谓损失迅速扩大。与此相比，（b）幅表示随着税收规模提高，税收收入先增加，然后随着税收规模越来越大，市场收缩非常之大，以至于税收收入开始减少。
案例研究 拉伐曲线和供给学派经济学
1974年某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伐（Arthur Laffer）和一些著名记者与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块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图来说明税率如何影响税收收入。这个图看起来很像图8－7的（b）幅。然后拉伐提出，美国已处于这条曲线向下的一边上。他认为，税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
很少有经济学家认真地考虑拉伐的建议。就经济理论而言，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但值得怀疑的是实际上并非这样。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拉伐的观点：美国的税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种极端的水平。
但是，拉伐曲线（以此而知名）激发了罗纳德·里根的想像力。里根政府第一任预算局长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讲了以下一个故事：
＇里根＇曾亲自经历过拉伐曲线。他总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拍电影赚过大钱。”在那时，战时附加所得税达90％。“你只能拍四部电影就达到最高税率那一档了。”他继续说。“因此，我们拍完四部电影就停止工作，并到乡下度假。”高税率引起少工作。低税率引起多工作。他的经历证明了拉伐曲线。
当里根1980当选为总统时，他进行的减税就是这个政纲的一部分。里根认为，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他认为，减税将给人们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又会提高经济福利，或许甚至可以增加税收。由于降低税率是要鼓励人们增加他们供给的劳动数量，所以，拉伐和里根的观点就以供给学派经济学而闻名。
以后的历史并没有证明拉伐关于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预言。在里根当选后减税时，结果税收收入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从1980年到1984年减少了9％，尽管平均收入（每个人，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在这一时期还增加了4％。但一旦政策付诸实施，就很难改变。减税开始了一个政府不能得到足够税收收入来支付其全部支出的漫长时期。在里根两届任职期间和以后许多年，政府陷入了巨额预算赤字。
但拉伐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税率全面降低减少了税收收入，但有证据表明，一些纳税人可能处于拉伐曲线不利的一边。在80年代，最富裕的美国人面临最高税率，当他们的税率降低时，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如果运用于面临最高税率的纳税人，减税可以增加税收收入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此外，当运用于其他国家时，拉伐的观点看来也许更有道理。在这些国家，税率大大高于美国。例如，80年代初，瑞典一般工人面临的边际税率约为80％。这样高的税率确实严重不利于工作激励。研究表明，瑞典如果降低其税率，的确可以增加税收收入。
在政治争论中经常出现这些观点。当比尔·克林顿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把高收入纳税人的联邦所得税率提高到40％左右。一些经济学家批评这种政策，认为这个计划不会像克林顿政府估算的那样增加很多收入。他们声称，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税收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相反，当鲍伯·多尔（Bob Dole）在1996年与比尔·克林顿竞选时，还建议减少个人所得税。尽管多尔否定减税可以通过自身完全得到补偿的思想，但他声称减税中有28％可以得到补偿，因为低税率将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争论多尔的28％方案是否合理，有些人过于悲观，而另一些人（正如拉伐建议的）过分乐观。
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看法不一致，部分是因为他们对相关弹性大小的看法不一致。在任何一个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越富有弹性，该市场上税收对行为的扭曲就越大，而且，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减税将增加税收收入。但是，对一般结论是没有争论的：仅仅盯住税率并不能计算出税收变动会使政府收入增加或减少多少。它还取决于税收变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即问即答 如果政府使汽油的税收翻一番，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收入将增加吗？你能肯定汽油税的无谓损失将增加吗？并解释之。
新闻摘录 乌克兰应该降低税率来增加税收收入吗？
税率越高，一国越会发现自己正处于拉伐曲线的错误一方。根据以下这篇文章，乌克兰最近正处于这种地位上。
大幅度减税会促进经济一不是在美国，是在乌克兰
彼特·帕塞尔 撰写
鲍伯·多尔通过减税加快增长的计划从未得到美国经济学界的有力支持——或者就这一点而言都没有得到担心赤字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供给学派至少仍存在，并活跃在一些有可能的地方：乌克兰。
实际上，乌克兰政府正在努力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西方银行家允许它们大幅度减税，以便使这个前共产主义经济脱胎换骨。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想法得到了那些很少对免费午餐大众有好感的权威经济学家的支持。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主任杰夫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承认：“乌克兰可能是一个降低税率实际可以产生更多收入的国家。”
正如在前苏联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共产主义的崩溃使政治权力分散。但与波兰或捷克共和国这些地方不同，乌克兰政府官僚机构仍牢牢控制着企业。在乌克兰要合法地从事经营就要受到高税收、严格管制和非常严重的贿赂的长期夹击。
毫不奇怪，一旦国内和前苏联其他地方有保证的市场被夺走了，“官方”经济就破产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世界银行驻乌克兰负责人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lmann）估算，从1989年以来，合法经济活动的产量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随着国家重要的社会责任依靠越来越小的税基，衰退又引起了衰退。预算赤字使得遏制通货膨胀日益困难。现在，官方经济中一个工人就要养活一个退休者，而且工薪税——绝不是企业承担的惟一税——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52％。萨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