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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黎，慈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包公祠的左侧有一六角亭，亭内有古井一口，这便是“廉泉”了。此井之水，清澈如镜。亭壁嵌有石碑一方，上刻《香花墩井亭记》。说昔日有个太守来此游览，喝下这井水之后，头痛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个贪官，才得到这样的报应。故而起名“廉泉”。意思是说，赃官饮此水定会头痛，而清官喝这水则头脑更加清醒。《香花墩井亭记》记下的虽只是一段民间的传说，但“廉泉”毕竟成为了合肥市一道亮丽的风景，寄托着人们对包公这种清官的爱戴和对赃官的憎恶。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包河公园在“破四旧”的浪潮中已改为“人民公园”，包公祠门楣上原有的“包孝肃公祠”五个砖雕大字，也不见踪影。祠堂里所有的匾额、楹联、碑刻，连同建筑物上的彩绘纹饰，全一扫而光。
包公的塑像原是檀香木雕的，轻易砸不烂，有人竟用菜刀将它一块块劈烂，剁碎，抛到了阴沟里去。石碑上那幅巨大的线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成碎石，最后用水泥镶进了水闸的闸基里。
包公祠的照壁墙、山门、廉亭、美人靠等建筑物，不用说，早已作为“封、资、修”，被彻底摧毁；连“贪官饮了会头痛”的廉泉井，也被湮塞如平地。
满河的莲藕，荡然无存！
包公祠墙上原有好多石碑，“破四旧”并没破光，当包公祠被改作饭店，饭店的工人居然把它取下来，垫在了厨房门口的一堆煤炭的底下。程如峰那次发现后，嗟叹不已，他小心地铲去一块煤，石板上清晰地露出碑文来。他再三恳请在场的工人“手下留情”，希望在这堆煤炭烧完之后，把碑石翻个身，让刻有碑文的这一面朝下，以免在铲煤时，铁铲把字磨损。谁知，隔了几天，当他再去看时，饭店生意不好，已经停灶关门，那块垫煤用的碑石也就下落不明了。
包河公园和包公祠，在战争年代尚能幸存下来，却在和平时期被毁之殆尽，这在程如峰的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最后，程如峰说出了他此次前来的目的，说自己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想查阅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丁宁能提供。
丁宁高兴地说：“这对你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我这就去给你找。”说罢她就走进了密密匝匝的书架丛中，身手敏捷地取着书。不一会，她就把几摞书放在了程如峰的面前。有史书，有地方志，有名人文集，有宋人笔记，真是应有尽有。丁宁十分自信地笑着说：“这都是有包公内容的，慢慢看吧。我给你找的，史料价值都很高，要不就是权威性比较强的。”又指着宋人笔记说，“这些笔记，所记片言琐事，令人警悟，但有时不够确切，需审慎处之。”
程如峰虽然知道丁宁聪慧过人，业务精通，在古籍的研究上，曾经受到过郭沫若的夸赞，却没想到她竟如此博学多才，竟然一下子找出这么多的有关包公的书籍，这不能不叫他打心眼里佩服。
程如峰望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资料，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打从那一天起，他便与逍遥津附近的这个古籍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开始研究北宋的历史。尽管过去就爱读这一类线装的古书，但那不过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而已。今天再读它，他就惊喜地发现，这些“故纸堆”确实是解开包公墓中许多谜团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原来，包公墓志铭的作者吴奎，此人不仅如墓志上所述，与包公同朝，同为枢密副使，还曾是包公同榜进士，其名次也与包公一起排在三十名之内。他们起初同为谏官，曾经联手向宋仁宗弹劾过皇亲国戚张尧佐，后来又一道跻身于“二府”，共同执掌国政。并且他们的性格相似，志趣相投，是包公生前最要好的一位同僚。
《宋史》中《吴奎传》一章，就记有不少有关的情况。吴奎为包公编撰墓志铭，应该说是历史上的一件美谈了。
包公墓志的书写者杨南仲，更是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书法家，还是嘉年间最高学府国子监分管书学方面的负责人。那时活字印刷还没问世，杨南仲曾组织当朝几位顶尖的书法家，把《诗经》、《尚书》、《春秋》等九种儒家的经典著作，分别用篆书和楷书两种字体抄写出来，刻在石上，作为全国的范本，被史书称为《二体石经》，又称《北宋石经》或《嘉石经》。杨南仲在这件事情上既是组织者，同时也是书写的参加者之一。
为搞清包公墓志盖上篆字的书写者文勋，程如峰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是在苏轼的《东坡全集》上查了个一清二楚。想不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居然为文勋的篆书艺术，专门写了一篇《文勋篆赞》的文章。说宋代时的妇女手上常爱执一种团扇，文勋画扇的圆圈可以一挥而就，苏东坡亲眼所见，十分惊讶。赞道：“我听说唐代吴道子画如来佛头顶上的圆光，可以一笔挥就，心里总是半信半疑，现在看到文勋画扇，也就相信吴道子名不虚传，世上确实有这等硬功夫。”他对文勋篆书的艺术成就推崇备至，甚至写了这样的赞语：“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篆鲁壁，周鼓泰山。”说当时人写的篆字，总是免不了留有隶书的痕迹，好像浙江人说话，一辈子都改不掉吴语的口音。而文勋写篆字的时候，是以汲县战国时魏安厘王墓出土的竹书、曲阜孔子住宅里的竹简，以及东周的石鼓和秦代李斯的刻石为榜样。那时篆书还没问世，他的篆字却独得衣钵真传，笔锋圆润，韵味纯正，一点不含其他书体的杂质。
如此看来，包公墓志铭由吴奎编撰，杨南仲书写，墓志盖上的十六个篆字由文勋操笔，真可谓萃众长于一石，使得包公墓志石具有了无可估价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一件文物珍品！
程如峰还查阅到了包公墓址的重要史料。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包公墓在“（庐州）府城东十八里”；《庐州府志》又称“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历代的《合肥县志》，也都有类似记载。
程如峰认为，包公墓离城十八里还是十五里，其实都是一回事。所谓十八里，多半是从知府衙门的石狮子算起的，而十五里则是从合肥城的东门算起的。大的范围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大兴集黄泥坎这片墓场，是《大明一统志》上有文字可查的，不仅写有包公墓，而且说明“自子以下皆衬葬”。至于说当时包家为包公准备了二十一口棺材，从合肥的七个城门同时向外出殡，那不过是民间的一个传说罢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包氏后裔世世代代祭扫的那个主墓，躺在坟墓里的已不是包公，而不经意地却在一个偏离墓群的小墓中挖出了包公墓志石，一下把大家都搞糊涂了。
包公的后裔为什么也会闹出个不知情的荒唐事呢？
史书和方志显然都没有答案，翻遍了宋人笔记也寻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这天，程如峰找到了包氏后裔中最年长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
包义旭摸着自己的光脑袋，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同样也说不清道不明。
“你们《包氏宗谱》上应该有详细的墓图呀，就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程如峰盯着他问。
包义旭依然是无言地苦笑。不过，包义旭对程如峰还是很有好感的。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和老程一起乘班车赶往黄泥坎，傍晚时分又同搭一辆公交车回到城里。他发现身旁的这位“文化人”，对自己非但不歧视，反倒很客气；对清理包公墓也十分用心，每天都把现场的情况点滴不漏地记在随身的一个本子上，把出土的包公墓志视作珍宝。他觉得程如峰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包义旭默思了片刻，终于开了口：“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第五章“恩生女”
这天晚上，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上头以后，包义旭带路，二人向离包河公园不远的宁国新村走去。一路上，包义旭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给程如峰谈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包家内部的故事。
他说，包公因为是突然离世，当时的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了一位“奉祀生”。这个“奉祀生”，通常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被看作族长，既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