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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迂腐？是天真？抑或是难忘他学的专业，心中还揣着赤子般的报国之志？在劳改这个行当里，谁不知道在地下挖煤是生死攸关的阴阳界？可是他义无返顾地来了。记得，我与他相见于井下时，就觉得他身体过于单薄，瘦削的骨架似乎支撑不起那身采煤人穿着的衣装。加上他一口绕嘴的南方话，老煤黑子阎恒宝对他喊话时，不叫他的姓名，而是喊他“怪物”。但就是这个怪物，在因患上“肌无力”到了井上以后，有一天，我在井上巡看煤山时，把我叫到了他工作的绞车房，并拿出他在井上矸石山（随拉煤的矿车拉出来的石头，堆积成的石山）捡到的龟化石。
他说：“你过去是搞文学的，形象思维丰富，你看看它像什么？”
我说：“艺术细胞早就让大山压死了，哪还有什么形象思维！”
“你仔细看看……”
它通体皆黑，龟头爪牙的纹络清晰可见，就连龟背上的“八卦”图案，还能隐隐约约看得出来。我说：“这是一具成年龟的化石。”
“这个我知道。我甚至能计算出它形成的年代。”他说，“我让你看的是龟背上粘连着的这块石头，它像什么？”
我立刻惊呼了一声：“像龟背上驮着块石碑！”
他苦涩地笑了。之后，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叫进绞车房的用意：他在自喻为驮着石碑的龟。他自白他的心声说：“劳改单位有好多轻松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请缨到这个鬼地方来？不到这累死活人的地方，我也许得不了‘肌无力’这个怪病，而我偏偏要到这鬼城来！当时还想把自己学的知识，找个实践的地方，真是咎由自取！”他这番话已然让我神伤，下边的一番话，就让我心如刀绞了：“我去医院看过病了，我快走了。这个玩意儿送给你吧，看见它，你就会想起一个痴心报效中华的知识分子。”
不久，在大山向阳山坡上，多了一个新坟——那就是“龟驮碑”君的长眠之地。有几个相知的同类，用铁锹为他添土拍实之际，我把属于他生命象征的尤物，放进了他的地穴之中。多少年过去了，当我在静夜咀嚼昔日劳改生活时，我忽然想到那个在地下的石雕“龟驮碑”，其肖像权不属于“肌无力”君一个人，而是属于受难的一代知识分子。古代神话传说中，驮碑的龟形之神，是龙生的第八个儿子，名叫。中国号称是龙的民族，从远古到现在龙一直是庶民的精神图腾。但是龙却让他的后代，千年万代背上驮着写满经文、沉沉的石碑——那些龟的形影，不就是受难知识分子的群体肖像吗？！
这是大山对我独特的哲理馈赠。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怀念地火世界，因为它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我更难忘那块龟化石，它就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身背重负并时刻不忘碑上神喻，在泥泞的沼泽中爬行的知识分子。
最后，让笔者以当年冬天写下的一首在井边提水的《绞水歌》，结束此文：
初春花如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刘绍棠），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当文苑草，
甘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沦为囚。
李白捞月死，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低头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总为从前作诗苦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强词昧理，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极顶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化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
在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当推几位老的、少的，居住在京、津、冀一带的乡土作家，他们张罗得最起劲，最积极，也最有成效。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下》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在做白日梦乎？
什么叫做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的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附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