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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决难题的第二个方法，我将打出的手稿带给几位仁慈的朋友，请他们阅读之后，帮忙提一些有益的建议。可这种经历同样令人失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喜好与至爱。他们全都想知道，为什么我竟敢在某处删掉他们最喜欢的国家、最崇敬的政治家、抑或是最倾心的罪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是应该受到最高赞美的伟人。而在我看来，二者比起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汉漠拉比、林肯及其他十几个人物远为逊色。这些人更有理由被大书特书一番，可限于篇幅，我只能寥寥几笔带过。至于成吉思汗，我只承认他是大规模屠杀方面的天才，因此我不打算为他做更多的宣传。
“到目前为止你干得很棒，”另一个批评家说道，“不过你考虑到清教徒问题吗？我们正在庆祝他们抵达普利茅斯300周年。他们应该占更多的篇幅。”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写的是一部美国史，那么清教徒肯定会占据头12章的一半篇幅。可本书是一部“人类的历史”，而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事件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才获得了国际性的重要地位。并且，美利坚合众国最初是由13个州而非单单一个州组建的；并且，美国头20年历史中那些最杰出的人物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宾西法尼亚、尼维斯岛，而非来自马萨诸塞。因此，用一页的篇幅和一副地图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理应让他们满意了。
接着是史前期专家的质问。凭着霸王龙的赫赫威名，为什么我就不能多讲讲生活在恐龙时期的那些可敬可叹的克罗马农人呢？要知道他们在十万年前就发展出了高度的文明！
是的，为什么没提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我并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类学家那样惊叹于原始初民的完美。卢梭和一些18世纪的哲学家创出“高贵的野蛮人”一说，他们构想了这么一群生活在天地初开时的幸福境界中的人类。我们的现代科学家把这些为我们的祖父辈深深热爱的“高贵的野蛮人”扔到一边，代之以法兰西谷地的“辉煌的野蛮人”。他们在35000年前结束了矮眉毛、低程度的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日尔曼邻居的野蛮生活方式，并向我们展示了克罗马农人绘制的大象和雕刻的人像。于是，我们向他们投以莫大的赞美。
我并非觉得科学家们有什么错。可我认为，我们对这—时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要想精确、描述早期的欧洲社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宁愿闭口不谈某些事情而不愿冒信口胡说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些批评者，他们干脆就指责我不公平。为什么我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却硬把荷兰、冰岛、瑞士这样的国家拉扯进来？我回答说，本人并未将任何国家硬拉进来。它们因当时当地的时势变化而自然呈现，我根本无法将之排除在外。为让自己的观点能被更好地理解，请允许我申明这本历史书在选择那些积极成员时所考虑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条，即“某个国家或个人是否发明出一个新观念或实施一个创造性的行为，从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这并非个人好恶的问题。它凭据的是冷静地、几乎是数学般精确的判断。在历史上，从未有哪个种族扮演过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富传奇性的角色，可同时也没有哪个种族比蒙古人对人类成就或知识进步的贡献更小。同样的，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所以有趣，并非因为德·鲁伊特的水兵曾在泰晤士河中钓鱼，而是由于这个北海泥岸边上的小国曾经为一大批对各式各样不受欢迎的问题抱有各式各样古怪看法的各式各样的奇特人物提供过友善的避难所。
亚述国王提拉华·毗列色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可对我们来说，他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确实，全盛时期的雅典或弗罗伦萨，其人口仅相当于堪萨斯城的1／10。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全然是另一番模样。而对于堪萨斯城这个位于密苏里河畔的大都会，却很难说上同样的中听话（我谨此向怀安特县的好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本人的观点非常个人化，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祛医生，因为我们想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为我们诊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一样仔细。我们常常想，“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读。可一个在苏格兰偏僻乡村、受长老会教派家庭严格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儿童时代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忘记他们早年的训练，从此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可这些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所写、所说或所做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本人并非一位完美无缺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乐意重申这一告诫。我生长并受教于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每日熏陶的是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们的思想。在儿童时代，我碰巧跟我的一位舅舅度过大量的时光，而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念书，这使我熟悉了埃拉斯穆斯。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宣讲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本人。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邂逅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这部小说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超过任何一本英语著作。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欢乐的美国中西部城市，我也许会对童年听过的赞美诗怀着某种感情。可我对音乐的最初记忆要追溯到童年的那个午后，我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新教音乐大师以其数学般的完美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至一当我听到祈祷会上平庸无奇的赞美诗，就无法不生出一种倍受折磨的感觉。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打小就沐浴在阿尔诺山谷温暖和煦的阳光中，我也会热爱色彩绚丽、光线明亮的画作。可我现在对它们之所以无动于衷，那是因为我最初的艺术印象得自于一个天气阴沉的国度。那里少有的阳光一旦刺破云层，以某种近乎残酷的姿态照射在雨水浸透的土地上，一切就会呈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
我特意申明这些事实，好让你们了解本书作者的个人偏见。这样你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
殖民扩张竞赛
说过这段简短但必要的离题话后，让我们回到最后50年的历史上。这段时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少有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强国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体，它们还变成了大型企业。它们修筑铁路。它们开辟并资助通往世界各地的轮船航线。它们设立电报线路，将不同的属地联为一体。并且，它们稳步扩充着在各大陆的殖民地。每一块能够染指的非洲或亚洲土地都被宣布为某个强国所有。法国成为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的主人。德国声称对西南及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拥有所有权。它不仅在在喀麦隆、新几内亚、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洲湾。意大利人试图在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碰碰运气，结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黑人士兵打得落花流水，只好从土耳其苏丹手里夺取了北非的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后，进一步侵占中国的旅顺港。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强占了台湾岛，1905年又将整个朝鲜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开始着手“保护”埃及。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长期遭受世界的冷落，但从1886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它便一直处于外国侵略的威胁之下。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着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攫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1902年，经过3年苦战，它征服了德瓦士兰和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