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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实意味着“不文明的”、“野蛮的”东西——某种出自“不开化的哥特人”之手的事物。在南方人眼里，哥特人是一个粗野的落后民族，对古典艺术的既定规则毫无崇敬之心。他们只知道造起一些“恐怖的现代建筑”去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而根本看不见古罗马广场和雅典卫城所树立的崇高典范。
可在好多个世纪里，这种歌特式建筑形式却是艺术真情的最高表现，一直激励着整个北部欧洲大陆的人民。读过前面的章节，你一定记得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城市”的“市民”，而在古拉丁语里，“城市”即“部落”的意思。事实上，这些住在其高大城墙与宽深护城河之内的善良自由民们是名副其实的部落成员，凭借着整个城市的互助制度，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庙宇坐落在市场上，那里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在中世纪，教堂，即上帝之屋，成了新的中心。我们现代的新教徒仅仅每周去一次教堂，呆上几小时，我们很难体会中世纪的教堂对一个社区的重要意义。那时，当你出生还不到一星期，便被送到教堂受洗。在儿童时代，你常常去教堂听讲《圣经》中的神圣故事。后来你成了这所教堂的会众。假如你足够有钱，你便为自己建一座小教堂，里面供奉自己家族的守护圣人。作为当时最神圣的建筑，教堂在所有白天及大部分夜晚都对公众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类似一个现代的俱乐部，为市内的所有居民享用。你很可能在教堂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见钟情，她日后做了你的新娘，在高高的祭坛前与你誓约相守终身。最后，当你走到生命的终点，你会被安葬在这座熟悉建筑的石块下。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会不断走过你的坟墓，直到末日审判来临的那天。
由于中世纪教堂不仅仅是“上帝之屋”，还是一切日常生活的真正中心，因此它的式样应当不同于此前所有的人工建筑物。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神庙仅仅是一个供奉地方性神抵的殿堂，并且祭司们也不需要在奥塞西斯、宙斯或朱底特的塑像前布道，因此用不着能容纳大量公众的内部空间。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宗教活动都在露天举行。可阴湿寒冷的欧洲北部，天气总是恶劣，大部分宗教活动因而必须在教堂的屋顶下进行。
在许多个世纪里，建筑师们孜孜探索着如何建造空间足够大的建筑物的问题。罗马的建筑传统告诉他们，要砌沉重的石墙，必须配以小窗，以免墙体承受不住自身重量而垮塌。可到了12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后，欧洲的建筑师们见识到穆斯林建筑师造出的清真寺穹顶。受此启发，他们构想出一种新风格，使欧洲人第一次有机会造出适合当时频繁的宗教生活所需的那种建筑。稍后，他们在被意大利人轻蔑地指为“歌特式”或“野蛮的”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奇特的风格。他们发明出一种由“肋骨”支撑的拱顶。可这样一个拱顶如果太重的话，很容易压垮墙壁，个中的道理就如同一张儿童摇椅坐上了一个300磅重的大胖子，肯定会被压垮。为解决这一难题，一些法国建筑师开始用“扶垛”加固墙体。扶垛不过是砌在边上的大堆石块，以支持撑住屋顶的墙体。后来，为进一步保证屋顶的安全，建筑师们又发明了所谓的“飞垛”来支撑屋脊。
这种新的建筑法允许开大窗户。在12世纪，玻璃还是非常珍稀的奢侈品，私人建筑少有安装玻璃窗，有时连贵族们的城堡也四壁洞开。这就是当时的房子里面穿堂风长年不断，而人们在室内也和室外一样穿毛皮衣服的原因。
幸运的是，古地中海人民熟悉的制作彩色玻璃的工艺并未完全失传，此时又复
兴起来。不久之后，歌特式教堂的窗户上便出现了用小块鲜艳的彩色玻璃拼成的《圣经》故事，以长长的铅框固定起来。
就这样，明亮辉煌的上帝新屋里，挤满了如饥似渴的信众。使信仰显得“真切动人”的技艺，于此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峰。为打造这“上帝之屋”和“人间天堂”，人们不吝代价，不惜工夫，力求让它尽善尽美。雕塑家们自罗马帝国毁灭后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此时又小心谨慎地重返工作。正门、廊柱、扶垛与飞檐上，满满地刻着上帝和圣人们的形象。绣工们也尽心投人工作，绣出华丽的挂毯装饰教堂四壁。珠宝匠更是贡献自己的绝艺来装点祭坛，使它当得起人们最虔诚的崇拜。画家们也倾力以赴。可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作画材料，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扼腕长叹。
这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在基督教初创时期，罗马人用小块彩色玻璃拼成图案，以此装点他们的庙宇房屋的墙和地。可这种镶嵌工艺掌握起来异常困难，同时使画家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尝试过用彩色积木进行创作的儿童，都体会过与这些画家相同的感受。因此，镶嵌工艺在中世纪便失传了，只在俄罗斯一地保存下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廷的镶嵌画家纷纷逃往俄罗斯避难，得以继续用彩色玻璃装饰东正教堂的四壁，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再有新教堂投入修建为止。
绘画的黄金时代
当然，中世纪的画师们可以用熟石膏水调制颜料，在教堂墙上做画。这种“新鲜石膏”画法（通常称为“湿壁画祛”）在数个世纪里非常流行。到今天，它就像手稿中的微型风景画一样罕见。几百个现代城市画家中，恐怕只有一两个能够成功调制这种颜料。可在中世纪，没有别的更好的调配材料，画家们成为湿壁画工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这种调料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往往用不了几年，要么石膏从墙壁上脱落，要么湿气浸损了画面，就像湿气会浸损我们的墙纸一样。人们试验了各种各样的介质来取代石膏水。他们尝试过用酒、醋、蜂蜜、粘蛋青等来调制颜料，可是效果都不令人满意。试验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中世纪画家能够很成功地在羊皮纸上做画，可一旦要在大块的木料或石块上做画，颜料就会发粘，这使他们一筹莫展。
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一困扰画家们多年的难题终于被南尼德兰地区的扬·范艾克与胡伯特·范艾克攻克。这对著名的弗兰芒兄弟将颜料调以特制的油，使他们能够在木料、帆布、石头或其它任何材质的底版上做画。
不过此时，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热情已成为过眼云烟。富裕的城市自由民接替主教大人们，成为了艺术的新思主。由于艺术通常为谋生服务，于是此时的艺术家们开始为这些世俗的雇主工作，给国王们、大公们、富裕的银行家们绘制肖像。没用多长时间，新的油画法风靡整个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兴起了一个特定的画派，以它们创作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反映当地人民独有的艺术趣味。
比如在西班牙，有贝拉斯克斯在描绘宫廷小丑、皇家挂毯厂的纺织女工及其它关于国王和宫廷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主题。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海尔斯及弗美尔却在描画商人家中的仓房、他邋遢不堪的妻子与健康肥胖的孩子，还有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船只。意大利则是另一番气象。由于教皇陛下是艺术最主要的保护人，米开朗基罗和柯雷乔仍在全力刻画着圣母与圣人的形象。在贵族有钱有势的英格兰和国王高于一切的法国，艺术家们则倾心描绘着担任政府要职的高官显贵和与陛下过从甚密的可爱女士们。
戏剧与音乐
因教会的衰微及一个新社会阶级的崛起给绘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其它所有形式的艺
术中。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作家们有可能通过为大众写作而赢取极大的声名。不过，有钱买得起新书的，并非那种整夜闲坐在家或望着天花板发呆的人。发财致富的市民们需要娱乐。中世纪的区区几个游吟诗人已经不能满足对人们消遣的巨大胃口。从早期希腊城邦迄今，2000多年过去了，职业剧作家终于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中世纪，戏剧仅仅是某些宗教庆典的捧场角色。13和14世纪的悲剧讲的都是耶稣的受难故事。可在16世纪，世俗的剧场终于出现。诚然，在最开始，职业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地位并不高。威廉·莎士比亚曾被视为某种类似马戏班成员的角色，以他的悲剧和喜剧给邻人逗乐解闷。不过当这位大师于1616年去世时，他开始赢得国人的敬重，而戏剧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