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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努力引进了一系列法律，规范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各国的改革者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已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减至平均每天8小时的上佳水平；他们的子女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不再像以前一样去矿坑和梳棉车间做工了。
然而，还有些人面对黑烟滚滚的高大烟囱，倾听火车夜以继日地轰鸣，看着被各种剩余物资塞满的仓库，不禁陷入了沉思。他们想问问，这种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记得，人类曾经在完全没有贸易和工业竟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难道就不能改变现存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幸福为代价而追逐利润的竞争制度吗？
这种观念——即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模糊憧憬，在许多国家都有产生。在英国，拥有多家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取得了初步成功。不过当欧文死后，他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便就此告终。法国新闻记者路易斯·布兰克也曾尝试在全法国组织“社会主义车间”，可效果很不理想。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仅凭在常规的工业社会之外组织与世隔绝的小社团，是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研究支撑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实用社会主义者之后，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理论社会主义研究家。两人之中，马克思名气更大。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曾与家人长期定居德国。马克思在听说欧文与布兰克所做的社会实验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等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遭到了德国警察当局的仇视，他被迫逃往布鲁塞尔，后辗转到伦敦，在那里做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拮据的生活。
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经济学著作予以足够重视。不过在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劳工联合组织。三年之后，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引进及大规模使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再用这些财富修建更多的工厂，如此循环，永无尽头。同时，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越来越穷。因此他大胆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发展到某一天，世界的所有财富将被一个人占有，而其他人都将沦为他的雇工，仰仗他大发善心过活。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克思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在1848年，即最后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发生那一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详细列举了这些措施。
这些观点当然受到官方的深恶痛绝。许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对付社会主义者。它们授命警察驱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说分子。可迫害与镇压并不能带来丝毫益处。对一桩势单力孤的事业来说，殉道者反而会成为最好的宣传。在欧洲各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久人们便清楚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打算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不过是利用他们在各国议会里日渐成长的势力来促进劳工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担任起内阁大臣，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合作，共同消除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把由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更合理地加以分配。
第五十九章 科学的时代
然而，世界还经历了一场比政治和工业革命更深刻、更重大
的变革。在饱受长期迫害之后，科学家们终于赢得了行动的
自由。现在，他们试图探索那些制约宇宙的基本规律。
对科学的偏见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曾对早期科学的模糊观念及科学研究做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可公元4世纪的大迁移摧毁了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世界，随之兴起的基督教排斥人类的肉体而重视灵魂，将科学视为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之一。因为教会认为它试图窥探属于全能上帝领域内的神圣事物，与《圣经》宣告的七重死罪具有密切的联系。
文艺复兴在有限的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纪的偏见之墙。然而，在16世纪初期取代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新文明”的理想却抱以敌意。科学家们如果胆敢逾越《圣经》所划下的狭隘界线，他们将再度面临极刑的威胁。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伟大将军的塑像，他们跃马扬鞭，率领欢呼的士兵们奔向辉煌的胜利。可在不少地方，也矗立着一些沉静而不起眼的大理石碑，默默宣示着某位科学家在此找到了长眠之地。1000年之后，我们可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个问题。那一代幸福的孩子们将懂得尊重科学家惊人的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献身精神。他们是抽象知识领域的先驱和拓荒者，而正是这些抽象知识使我们的现代世界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这些科学先驱中的许多人饱受贫困、蔑视和侮辱。他们住在破旧的阁楼，死于阴暗的地牢。他们不敢把名字印在著作的封面上，也不敢在有生之年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常常，他们不得不将手稿偷运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某家地下印刷所去秘密出版。他们暴露在教会的敌意面前，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不会对他们怀有丝毫同情。布道者永无休止地以他们为攻击的主题，并号召教区民众以暴力去对付这些“异端分子”。
他们也能这里那里地找到几处避难所。在最具宽容精神的荷兰，虽然普通市民对这些神秘的科学研究好感寥寥，但他们不愿去干涉别人的思想自由。于是，荷兰成了自由思想者的一个小型庇护所，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们纷纷来到这里，享受短暂假期，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在此前的章节里，我己经告诉过你13世纪最杰出的天才罗杰·培根如何被迫长年禁笔的事情，以免教会当局再找他的麻烦。500年过后，伟大的哲学《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们仍然处于法国宪兵不间断监视之下。又过去半个世纪，达尔文因大胆地质疑《圣经》所描述的创世故事，被所有的布道坛谴责为人类的公敌。甚至到今天，对那些冒险进人未知科学领域的人们的迫害仍未完全停止。就在我写作关于科学的这一章时，布莱恩先生正在对群众大力宣讲“达尔文主义的威胁”，并提醒听众们去反击这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的谬误。
不过，这些统统是旁支末节。该做的工作最后还是完成了。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的最终利益，到头来依然为同一群大众所分享，虽然正是他们将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科学逐渐被认可
在17世纪，科学家们纷纷将注视的目光投向辽远的星空，研究我们身处的行星与太阳系的关系。即便如此，教会仍然不赞同这种不正当的好奇心。第一个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临死前才敢发表他的著作。伽利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教会的密切监视之下，但他坚持不懈地透过自己的小望远镜观察星空，为伊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观察数据。当这位英国数学家日后发现存在于所有落体身上的、被称为“万有引力定律”的有趣习性时，伽利略的观察对他可是大有助益。
这一定律的发现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穷尽了人们对天空的兴趣，他们开始转而研究地球。17世纪中期，安东尼·范·利文霍克发明了便于操作的显微镜，这使得人们有机会研究导致人类患上多种疾病的“微”生物，为“细菌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亏有这门科学，在19世纪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