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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住房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发泄到年轻一代身上，极其严厉地管教他们。在古老的瓦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普鲁士各大学立即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过分，也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识到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变得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符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日长，亚历山大工作越发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正努力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副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阻碍历史进步、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无非是螳臂挡车。
第五十五章 民族独立
不过，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大，难以用反动的方式摧毁。
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
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
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设我们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措施，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吧，但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朝着一个似乎最能保证欧洲长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欧洲地图。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一个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不过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地冷酷无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阔鼻梁也没多大关系。民族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最久远的尸骨。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发出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新生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至高荣耀。
可维也纳会议无视人们的情感。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它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不过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无情嘲弄。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南美革命和门罗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航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可他们的后悔与他们的冲动来得一样快。法国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一所法国的监狱。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时代，他到访过巴黎，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5年里，玻利瓦尔独力领导着这项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无法成功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 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从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使西班牙殖民者疲于应付。很显然，西班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必须紧急救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取代荷兰人，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被踢出局，由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使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担任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国。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章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做出抉择。
梅特涅退缩了。从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