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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抵达维也纳的前一天，塔莱朗了解到盟国已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方是妄图吞并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占领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方是想制止兼并的奥地利与英国。但无论让普鲁士还是俄国获得主宰欧洲的霸主地位，都会有损于英奥两国的利益。塔莱朗凭借高超的外交手腕和骑墙做法，游刃于两派之间。由于他的努力，法国人民得以免遭其他欧洲人在王室手下所受的十年压迫。他在会议上争辩道，法国人民的作为其实是毫无选择的，是“科西嘉恶魔”强迫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现在篡位者已一去不返，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塔莱朗请求说，“给他一次机会吧！”而盟国正乐于看到一位合法君主端坐在革命国家的王位上，便慨然让步了。波旁王朝终于得到机会，并加以过于充分的利用，以至15年后被再度赶下台。
维也纳三巨头中的另一位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首席制定者，全名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温斯堡亲王。正如其名所显示的，他是一位大庄园主，风度翩翩的漂亮绅士，家财亿万且能干异常。不过，他属于与城市和农庄里挥汗如雨的平民大众相隔一千英里的那个封闭社会的产儿。青年时代，梅特涅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正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在梅特涅的忧伤记忆里，青年时代愉快的社交生活被粗暴打断了，一大群才能平平的市民被突然召去从事他们并不胜任的工作，暴民们通宵欢庆以谋杀无辜生命所换来的新自由的曙光。可梅特涅却没能看到人民大众的真挚热情，他也没看到当妇女和儿童将面包和水塞给衣衫槛楼的国民自卫军，目送他们穿过城市，去前线为法兰西祖国光荣献身时，他们眼里所闪烁的希望和神采。
大革命的一切给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留下的只是满心厌恶。它太野蛮，太不文明。如果真的需要一场战斗，那也应该由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人，骑上装配精致鞍具的高头大马，冲过田野去体面的厮杀。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发散恶臭的军营，把流浪汉一夜之间提拔为将军，这不仅愚蠢，而且邪恶。他常常会对在数不清的奥地利大小公爵们轮流提供的小型晚餐会上遇到的法国外交官说，“看看吧，你们那些精致的思想都带来了什么？你们喊着要自由、平等、博爱，可最终得到的是拿破仑。如果你们不胡思乱想，满足现行制度，你们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多少啊！”随后，他就会阐述自己那套关于“维持稳定”的政见。他竭力宣扬重返大革命前旧制度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幸福，也没人胡说什么“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意志坚强、才能卓越，极善说服他人，因此他也成了一切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梅特涅一直活到1859年，他亲眼目睹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将自己苦心炮制的政策扫进历史垃圾堆，遭到彻底的失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变成了全欧洲最招憎恨的家伙，好几次面临被愤怒的市民私刑处死的危险。不过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确有益的事情。
他一直相信，比之危险的自由，人民宁愿要和平。他则尽己所能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赐予了他们。公正地看，我们不得不说他所全力构建的世界和平是相当成功的。列强们有40年时间没自相残杀，紧掐对方的脖子。直到1854年，俄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爆发了一场大战，和平局面才被打破。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创纪录的。
这个“华尔兹”会议上的第三位英雄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其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的。除了这位精明的老妇人教给他将俄罗斯的荣耀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有一位瑞士籍的私人教师，一位伏尔泰和卢梭的狂热崇拜者。教师极力向他的幼小心灵灌输热爱全人类的思想。这样，待亚历山大长大后，他的身上奇怪地混台了自私的暴君与感伤的革命者两种气质，使他常常陷于自我冲突的痛苦之中。在他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倍受屈辱。他被迫亲眼目睹了拿破仑战场上的大屠杀，俄军凄惨的溃败。后来他时来运转，他的军队为盟国赢得了胜利。俄罗斯从荒僻的边陲之国摇身而为欧洲的救世主，这个伟大民族的沙皇也被奉为神明。人们指望他医治世间的所有创伤。
可亚历山大本人却不够聪明。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深谙人性，对外交这一奇妙的游戏，也玩得不够精熟。当然，亚历山大爱慕虚荣（在某些情形下谁又能不爱呢），喜欢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很快，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主要的“焦点和吸引力的源泉”，而梅特涅、塔莱朗、卡斯雷尔
（精明干练的英国代表）则悄悄绕桌而坐，一边惬意地呷着匈牙利甜酒，一边决定着具体该做的事情。他们需要俄国，因此对亚历山大毕恭毕敬。不过亚历山大本人越少参与实质性工作，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对亚历山大提出的组织“神圣同盟”的计划大加赞同，好让他全心投入，自己则可以放手处理紧急的事情。
亚历山大喜欢社交，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晚会，会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些场台，沙皇显得既轻松又快活。不过他的性格中还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努力想忘掉某些难以忘却的事情。801年3月23日夜，他焦急地坐在彼得堡圣米歇尔宫的一间房间里，等待着他父亲退位的消息。可保罗拒绝签署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官员强塞到他桌前的文件。官员们一怒之下，用围巾缠住老沙皇的脖子，将他活活勒死了。随后他们下楼去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成为了所有俄罗斯国土的皇帝。
亚历山大生性敏感，这个恐怖夜晚的记忆一直纠缠在他脑海，挥之不去。他曾经在法国哲学家们的伟大思想中受过熏陶，这些人相信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的理性。不过，单单理性并不足以解脱处于心灵困境中的沙皇。他开始出现幻听幻视，感觉到形形色色的形象和声音从他身边飘过。他试图找到一条途径，使自己不安的良心平静下来。他变得异常虔诚，对神秘主义发生了兴趣。神秘主义即对神秘和未知世界的奇特崇拜和热爱，它的渊源与底比斯、巴比伦的神庙一样久远。
神秘的女先知
大革命期间过度膨胀、过度焦灼的情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性格。经历了20年恐惧与焦虑折磨的男男女女，都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每听到门铃声响，他们会惊跳起来。因为这响声可能意味着，他们唯一的儿子“光荣战死”了。革命期间所大肆宣扬的“兄弟之爱”或“自由”等等观念，在饱受痛苦煎熬的农民耳里，无非是一些意义空洞的口号。他们愿抓住任何能救其脱离苦海的东西，使他们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在痛苦与悲伤中，他们轻易让一大帮骗子得了手。这些人伪装成先知的样子，四处传播他们从《启示录》的某些晦涩章节里挖出来的新奇教义。
1814年，己多次占卜问灵的亚历山大听说了一个新的女先知的事情。据说她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正敦促人们及早悔悟。此人就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这位俄国女人的丈夫是保罗沙皇时代的一名外交官。有关她的年龄和声誉，议论纷纷，可都不确定。听说她把丈夫的钱财挥霍一空，还因种种桃色事件，使他颜面尽失。她过着异常轻佻放荡的生活，最终身心崩溃，一度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后来，因目睹一位朋友的突然死亡，她皈依了宗教，从此厌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快乐。她向一位鞋匠仟悔自己从前的罪恶。这位鞋匠是一位虔诚的摩拉维亚兄弟会成员，也是被1415年的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处以火刑的老宗教改革家胡斯的信徒。
接下来的十年，克吕德纳呆在德国，一心一意地从事劝说王公贵族们“皈依”宗教的工作。感化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是男爵夫人平生最大的志愿。而亚历山大正处忧伤之中，任何能给他一线慰藉的人，他都乐意听听他们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