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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在笔耕不辍，以接连不断的新剧目来愉悦女王的视听。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紧密结合在女王的不懈努力之中，将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遗产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英格兰的“外国人”
1603年，伊丽莎白死于70岁的高龄，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其死对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承蒙上帝的眷顾，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得以逃脱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起劲地自相残杀，无望地试图摧毁宗教竞争对手的势力，并建立起自家教义的绝对统治时，英格兰却和和气气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此举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了极大的先机。它还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连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的“外国人”。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盗走一匹马，但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非议。老女王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她的子民，还尽享爱戴。但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项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财源滚滚的政策。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对老女王报以来全心全意的支持。有时，国会的一些小权力、小职能会被女王自由地拿走，而这些不法行为都被乐意地忽视了。因为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将最终收获最大的利益。
从外表看，詹姆斯国王与伊丽莎白女王执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的前任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也并未因新国王的上台而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对英国展露谀媚的笑脸，试图重修旧好之时，詹姆斯欣然还以微笑。大部分英国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不过詹姆斯毕竟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君权神授”与断头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其他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神圣的君权”是上帝恩许的，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教皇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基督的副手”们的神圣权力。教皇有权要求人们顺服他，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在世间的直接代表，他只对上帝本人负责。
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深人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接管。身为“国教领袖”，他们坚持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的代理人”。国王们权力从此延伸出巨大的一步，可人们依然未提出一丁点怀疑。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模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特别的义愤，这是不太准确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岛民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肯定还有着其它的原因。
历史上首次听到人民发出明确的否定“君权神授”的声音，是在1581年的荷兰海牙。当时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协议，因此他也像其它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关于一个国王对其人民应担负有特殊责任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开始流传开来。人民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有钱了。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其统治者的卫队监视之下，当然不敢讨论这个随时可能把他们关进最近的城堡监狱的问题。可是荷兰和英国的富有商人们，他们掌握着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的必需资本，并且也懂得如何操纵“银行信用”这一屡试不爽的大威力武器，根本没有这种担忧。他们乐得以自己的钱财所控制的“神圣君权”，来对付任何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笨拙无能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是默默忍受困难，要么就是冒上断头台的风险。但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两种情形都不会遭遇。
当斯图亚特王朝开始激怒英格兰人民，宣称自己有权照心意行事而一丁点责任也不必承担，岛国的中产阶级们于是以国会为第一道防线，抗击王室的滥用权力。国王非但拒绝让步，反而解散了国会。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查理一世独自统治着国家。他强行征收一些大部分英国人认为是不合祛的税收，他随心所欲地管理着不列颠，把国家当成他私人的乡村庄园。他有许多得力的助手，并且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很不幸的是，查理不仅未能尽力争取到自己忠实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卷入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公开争吵当中。虽很不情愿，但为取得他急需的现金来应付战争，查理不得不再度召集国会。会议于1640年4月召开，议员们愤愤不平，争相做抨击性的发言，最后终于乱成一团。几周后，这个脾气暴躁的国会被詹姆斯解散。同年11月，一个新国会组成了。可这个国会甚至比前一个更不听话。议员们现在已经
明白，必须最终解决的是“神圣君权的政府”还是“国会的政府”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他们抓住机会攻击国王的主要顾问官，并处死了其中的6人。他们强硬地宣布了一项法令，不经他们的同意，国王无权解散国会。最后，在1641年12月，国会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细罗列了人民在统治者治下所受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1642年1月，查理悄悄离开了伦敦，希望到乡村地区为自己寻求支持者。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在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国会绝对权力之间，决一死战。在这场斗争中，英格兰势力最强的宗教派别，即所谓的清教徒们（这些人属于国教圣公会中的一个派别，宣扬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迅速站到了战斗的第一线。这支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由著名的奥利佛·克伦威尔指挥。他们凭着铁一般的军纪及对神圣目标的深信，很快成为了反对派阵营的榜样。查理的军队两次遭到沉重打击。在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失败之后，国王狼狈逃到苏格兰，不久，苏格兰人将他出卖给了英国。
紧接着，苏格兰长老会与英国清教徒之间的矛盾激化，双方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战争。1648年8月，在普雷斯顿盆地激战三昼夜之后，克伦威尔胜利结束了第二场内战，并攻占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士兵们老早就厌倦了国会滔滔不绝的空谈与旷日持久的宗教论争，决定按自己的最初心愿行事。他们冲进国会，驱逐了所有不赞成清教徒教义的议员。由余下的老议员们组成的“尾闾”议会正式指控国王犯下了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坐上审判员席位。于是任命了一个特别审判团，判处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 全欧洲都在目睹这个日子。查理一世神情平静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家的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处死了一位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在一个现代国家应处地位的国王。这是历史上的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国王查理被处死后的时代通常被称作克伦威尔时代。一开始，克伦威尔只是英格兰非正式的独裁者。1653年，他被正式推为护国主。在其统治的五年时间里，他继续推行伊丽莎白女王广受欢迎的政策。西班牙再度被视为英格兰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