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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了解到在我出生前那个动荡年代所发生的确切情况。
当时在位的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皇帝提庇留，而担任犹太与撒马利亚地区总督的人名叫彼拉多。约瑟夫对这位彼拉多了解不多。不过看起来他是一个诚实清白的人，在作地方长官期间他留下了正派廉洁的名声。在783或784年（罗马历），约瑟夫记不清具体的时间，彼拉多被派往耶路撒冷处理一场骚乱。据说，一位年轻人（木匠约瑟的儿子）正在策动反对罗马政府的革命。奇怪的是，我们的情报官员向来消息灵通，可对此事却毫不知情。待他们调查过整个事件后，他们报告说，这位年轻木匠的儿子是纯良守法的公民，没有理由控告他。可犹太教的老派领袖们，据约瑟夫说；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由于这位木匠的儿子在希伯莱贫穷大众中广受欢迎，难免使高高在上的祭司们生出嫉恨之心。于是他们向彼拉多揭发说，这个“拿撒勒人”曾公开宣称，无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腓利士人，只要他努力去过正派高尚的生活，他就和一个终其一生研究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具有高贵德性的人。起初，彼拉多对这些争议不甚在意。不过，当聚集在庙宇周围的人群威胁要私刑处死耶稣，并杀光他所有的追随者时，他决定将这位木匠的儿子拘留起来，以挽救他的性命。
彼拉多似乎并不理解这场争论的真正实质。当他要求犹太祭司们解释他们对这位木匠的儿子到底有何不满时，祭司们便高叫着，“异端”！“叛徒”！。情绪异常激动。约瑟夫告诉我说，最后，彼拉多叫人把约书亚（约书亚是拿撒勒人的名字，不过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希腊人都把他叫作耶稣）带到面前，单独询问他。他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彼拉多问到那些所谓的“危险教义”，就是约书亚在加利利海边布道时曾经宣讲过的。可耶稣只是平静地回答说，他从不涉及政治。比起人的肉体，他更为关心的是人的灵魂。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视旁人为自己的兄弟，敬爱一个唯一的上帝，因为他是所有生灵的父亲。
彼拉多对斯多葛学派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有过很深的造诣，不过他似乎看不出耶稣的言论有什么特别煽动人心的地方。据约瑟夫讲，彼拉多又作了一次努力，以挽救这位仁慈先知的性命。他一直拖延着，避免对耶稣定刑。与此同时，群情激奋的犹太人在祭司们的再三鼓动之下，变得歇斯底里。之前，耶路撒冷已经发生过多次骚乱，可驻扎在附近能随时听候召唤的罗马士兵却为数甚少。人们向该撒利的罗马当局递交报告，控告彼拉多总督“对拿撒勒人的危险教义入了迷，沦为异端的牺牲品”。城市里到处都发生了请愿活动，要求诏回彼拉多；撤消他的总督职位，因为他已经变成帝国皇帝的敌人。你知道，我们的政府对驻海外总督有一条严格规定，那就是必须避免和当地属民发生公开冲突。为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彼拉多最终不得不牺牲掉他的囚犯约书亚。约书亚以令人钦敬的尊严态度接受了这种结局，并对所有憎恨他的人施以宽恕。最终，在耶路撒冷群众的狂叫与嘲笑声中，他被钉上十字架处死了。
这就是约瑟夫给我讲的事情。他一边讲，一边涕泗横流，哀恸之情让人颇为不忍。离开时，我递给他一个金币，不过他拒绝收下，还请求我把金币施与比他更贫穷、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向他问到了你的朋友保罗的事情，不过他了解
不多。保罗似乎原本是一名做帐篷的，后来他放弃了职业，为的是能一心宣讲他那位仁爱宽容的上帝。这位上帝与犹太祭司们一直以来向我们描述的耶和华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情。后来，保罗游历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许多地方，告诉奴隶们，他们全都是同一位仁慈天父的孩子，不论富有或贫穷，只有尽力过诚实的生活，为那些遭难和悲惨的人做善事，就能进入天国，就有幸福的前景在等待他们。
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希望我的答复能让您满意。就帝国的安全来说，我倒看不出这整个故事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罗马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的。我很遗憾他们杀死了你的朋友保罗。真希望此时我能在家里闭门思过。
你忠实的外甥
格拉丢斯·恩萨
第二十五章 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的黄昏
古代历史教科书把公元476年定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年，因为在那一年，末代罗马皇帝被赶下了宝座。不过正如罗马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罗马的灭亡也是一个缓慢消亡的过程，以至绝大多数罗马人根本未能觉察到他们热爱的旧世界气数已尽。他们抱怨时局的动荡，喟叹生活之艰难。食品价格奇高，可工人的薪水少得可怜。他们诅骂奸商们囤积居奇的行为。这些人垄断了谷物、羊毛和金币，只管自己牟取暴利。有时遇上一个贪得无厌、横征暴敛的总督，他们也会起来造反。不过总的说起来，在公元头4个世纪里，大多数的罗马人依旧过着正常日子。他们照常吃喝（视钱囊的鼓瘪，尽量购买），他们照常爱恨（根据他们各自的性格），他们照常去剧场（只要有免费的角斗士搏击表演）。当然，像所有时代一样，也有不幸的人们饿死。可生活在继续，而人们一点不知道，他们的帝国已注定要灭亡的命运。
他们怎么意识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呢？罗马帝国正在处处显示着辉煌繁荣的外景。有宽阔畅通的大道连接各个省份；有帝国警察在勤勉地工作，毫不留情地清除拦路盗贼；边界防御良好，使居住在欧洲北部荒野的蛮族不能越雷池一步；全世界都在向强大的罗马进贡纳税；而且，还有一群精明能干的人们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纠正过去的错误，争取使帝国重返共和国早期的幸福岁月。
不过正如我在上一章讲过的，罗马帝国的根基已经锈蚀，造成它衰败的深层原因从未被弄清楚，因此任什么改革都不能挽救其注定灭亡的命运。
从根本上说，罗马首先且一直是一个城邦，跟古希腊的雅典或科林斯并无多大区别。它有足够的能力主宰整个意大利半岛。可要作整个文明世界的统治者，罗马从政治上说是不合格的，从实力上讲是无法承受的。它的年轻人大多数死于常年的战争。它的农民被沉重的军役和赋税拖垮，不是沦为职业乞丐，就是受雇于富有的庄园主，以劳动换取食宿，成为依附于富人们的“农奴”。这些不幸的农民既非奴隶，也不是自由民，他们像树木和牲畜一样，成为他们所侍奉的那块土地上的附属品，终身无法离开。
帝国的荣耀是最高目标。国家意味着一切，普通公民则什么也不是。至于悲惨的奴隶，他们兴奋地倾听保罗宣讲的言辞，接受了那位谦卑的拿撒勒木匠所散布的福音。他们并不反抗自己的主人，相反，他们被教导要温柔顺从，尽力遵照主人的意旨行事。不过，既然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一个悲惨的寄身之所，不能有所改进，奴隶们也就全然丧失了对现世的兴趣。他们宁愿“打那美好的仗”，为进人天堂乐土而倾力付出。但他们不愿为罗马帝国打仗，因为那不过是某个野心勃勃的皇帝为渴求更多更辉煌的胜利，在努米底亚或帕提亚或苏格兰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样，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情形变得越来越糟。最初几位罗马皇帝还肯保持“领袖”传统，授权部族的头人管住各自的属民。可二、三世纪的罗马皇帝却是些职业军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兵营皇帝”，其生存全系于他们的保缥，即所谓禁卫军的忠诚。皇位的轮换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台，靠着谋杀劈开通向帝王宝座的道路。随后，篡位者又迅速地被谋杀，因为另一个野心家掌握了足够财富，能贿赂禁卫军发动新一轮的政变。
与此同时，野蛮民族正在频频敲击北方边境的大门。由于再没有土生土长的罗马士兵可抵御侵略，只能招募些外国雇佣军去对付来犯者。这些外国雇佣兵可能正巧与他抗击的敌人属于同一种族，不难想见，他们在战斗中很容易产生对敌人的怜悯之情。最后，皇帝决定实验一种新措施，允许一些野蛮部族在帝国境内定居。其他的部族也接踵而至。不过他们很快就怨气冲天，抗议贪婪的罗马税吏夺走他们仅有的一切。当他们呼声未能得到重视，他们便进军罗马，更大声的呼吁，以便得到皇帝陛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