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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浴缸边放着个防水记事板，是她一边浸浴一边思考问题用的，上面还记着头一天的实验新设计，却因今天没查到资料而搁下了。
她将记事板顺手扣了过来。
记事板的背面，是她嵌上去的家乡特有的黄桷兰图案。这又让她浮想联翩。
江之湄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体面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画家，在国画院的画家之村有一套面江的大房子。正像房子外面的花园中四季盛开不竭的各色鲜花一样，她的大家庭四处洋溢着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氛围，祖、父两代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内夫唱妻随、相敬如宾，对外宽厚向善、与世无争。这也是他们身为画家从未大红大紫过的原因，或许也正是江之湄在感情上总是容易受伤的原因。
在江之湄的记忆中，她并非从小就是急躁任性的孩子，上大学时也不是争强好胜的脾气，都是到了基因所以后才变的。是因为步入社会的不适应？还是因为爱情中的困惑和挣扎？她自以为并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在近来的反思中，她越来越感到这和自己的理想与工作有关。她从道理上热爱所从事的工作，从情感上不能接受傅潮声研究项目潜在的对医学传统观念的背叛功能，她不愿看到自己的辛劳，达成与医生身份不符的效果。
从学医的第一天开始，作为一个医学生，她就被定型在仁义、善良的社会角色中，对种种医德训诫耳熟能详。她熟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论大医精诚》中论述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熟知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为证，我愿……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熟知世界医学会1949年《日内瓦协议法》“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为人道主义服务”。熟知1975年《东京宣言》“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与精神的健康，祛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的特有权力，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做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多少年来，她始终为一种善良美好的理念灌溉，所以尽管身为军医或军事医学工作者，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抵御外侮的神圣使命，仍然难以从内心的矛盾和道义上的排斥中转变出来。
这也许就是一切错位与失败的根源。
中国人民自幼学习马克思主义，假设在具体情况中，你别把它当成“主义”而当成一位学者的思考，假设你读懂了中国的国情再看看外国的国情，假设你体会了周围的各种现象后去思量历史、将来及其中的可能规律，你就会领会，马克思当初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的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结构性弊病，并对这种弊病作辩证的分析。他认为，一种服从于资本自我增值绝对命令的文明，作为整体已经包含了自我摧毁的萌芽，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常识，将一切都变成功利与赢利的对象，从而不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和精神基础。“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无法挣脱的“系统性强制”，将把人类引向何方？自然生态破坏，资源日益短缺，物种逐渐灭绝，不仅如此，人类自己将可能也面临严重威胁——如基因技术的滥用。当今世界就像一台机器，运转越来越快，越来越疯狂，它已经慢不下来，停不下来，或许最后只能炸成碎片，彻底灰飞烟灭。
而科学在此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医学、医学工作者又是什么角色和承担什么责任？
搞科学工作的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更不可能懵懵懂懂地活着。
人生苦短，所以必须活得更简单、更直接、更真实。
江之湄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要到期了，她不得不面临生活道路的选择。
严格来说，江之湄并不喜欢美国的生活环境，但她承认这是一个逃避的好地方。在这里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尝到真正被忽略是个什么滋味，外界不会关心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你能够像一团透明的意念，在无风的天气中飘荡在大街上，不用发愁被人发现、遇到阻拦或被吹散。美国是一个可以尽情释放情绪的精神之肺，在人性的度量之下，个性有可能更多地解放；在金钱的杠杆之下，责任有可能尽情地放松；在理想的包裹之下，道义有可能无度地宽容。婚姻失败和感情错位带给她的伤痛，在这期间似乎平静下来。她越来越少为这些往事伤怀和消沉了，多的反而是越来越深的反省和思考。
江之湄发现，尽管她不喜欢邻居女孩，却为她们的生活态度影响着。
联想到白天在生物所发生的一切，她紧迫地感到生活及理念必须改变。人有时就是这么奇怪，你可以宽容外国人在外国生活放纵，也可以宽容中国人在中国生活放纵，却很难宽容中国人在外国生活放纵。你可以看惯中国人在中国遭受歧视，也可以看惯外国人在外国遭受歧视，却不能忍受中国人在外国遭受歧视。
这时，电话响了。
江之湄抛开头脑中杂乱的思想，裹起条浴巾出去接电话。一个耳朵听电话，一个耳朵还得听着隔壁的噪声。江之湄与那两个女孩的公寓，是一套大房子分隔而成，她的房间与她们一位的卧室挨着，隔音很差。才几点钟啊，那边就已经开始了动物本能的实践，而且显然是与一个老外。与老外交媾的中国女人的叫床声真让人恶心，特别是当她们已放纵到不理会周围一切的时候！
江之湄用手笼着话筒，怕打电话的对方听见什么，她脸上一阵热一阵冷，真为她们感到脸红。打完电话，她逃也似的回到浴室。
在浴缸中，江之湄拿过防水记事板，擦去以前的内容，重新写下：“短期内不能回国”；“情感的困苦不应重演”。况且现在回去，也远不能承担傅潮声设想的那些艰苦任务，她必须在生物技术方面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而与研究所约定的两年访问学者计划即将到期，凭帕特逊博士和傅潮声的关系，恐怕不征得傅潮声的同意很难延长。而帕特逊一旦离开——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常见，况且普雷沃斯是从不说话走嘴的，自己留下来的学术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必须搬一个清静的、大一点的房子。”她在记事板上又写道。
可那需要时间或更高的薪水。再想想从他们研究所走出的巨富林岫峰初到美国创业的时候，不是比自己现在还不如么！现在网上广告中有不少条件相当不错的生物技术公司，特别是一些成规模的公司，用人量大，锻炼机会和独自工作的条件都令人满意，年薪也相当可观。刚才那个电话，就是有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与她联系，说是从她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文，了解到她的成就，他们非常需要，希望她考虑去他们那里工作。
江之湄决定走出去，试试去几家公司的招聘机会。
她抹掉前面的全部内容，愣了许久。最后，默默地写道：“孤独的女孩就应该去流浪。”
当江之湄察觉到事情发展得不对劲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她深深懊悔自己的莽撞。
首先是他们声称在为罗累莱公司招聘人才。罗累莱公司是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扩张极
快的公司，可像罗累莱这种大规模生物技术公司，怎么可能单凭一份简历、一份发表论文的
复印件，就在公司旁边的咖啡馆里当场签署试录用合同，还立即支付了5000美元现金——这
本是江之湄提出换房子的价钱，作为额外的首批补助呢？
其次是还没等她编好向研究所请假的理由，他们就以看看工作条件为由，送她回家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接她出来了。他们告诉她，先可不必向所里请假，如果双方互相都满意的话，公司可以出面向研究所借用，这样她还可以随时回到所里，公司和研究所合作关系好着呐。
这个说法江之湄倒也相信，她听说过研究所有的人在退役或退休后，已到像罗累莱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
但车子去的方向并不是罗累莱公司的研究所，他们解释说是一个新建的实验室。罗累莱公司怎么会在那样偏僻的地方建实验室呢？回答是地价便宜。
当她被带进一个外表看着如同讲究的私人别墅式的建筑后，那个西装整齐、挂罗累莱公司胸牌的博士和他的女助手就再没出现。一个穿白大褂的黑人接待了她，先是安排了住房，
然后带她向饭厅走去，她以为是要去进一餐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