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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这个发言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宣讲自己领导下的大学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是集体的领导、大家的成绩——未免太微不足道、太浪费了。成绩是有限的，也许是他领导水平与方法经验的问题，他的理想并未充分展现出来，如若让他重来一次的话，一定会干得更好；也许他的理想抱负不管时宜与否，总能对他人对领导层有借鉴启迪作用，所以他应该说一些不仅对江山军医大学有益的，而且要对我军军事医学建设有益的；不仅对当前有益的，而且要对今后对将来也有益的；不一定非要与现行政策一致、估计领导爱听的，而是自己确信重要与迫切的东西出来。
林则徐有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至于是否有益于个人的名、位、誉、利，又何足道哉！
想到这些，他感到轻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吐不为快，不管会有什么后果，干脆一股脑倒出来算了。
“第一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部队的关系。”傅潮声的嗓音因紧张而有些沙哑生涩，暗想这又是本质当中的国民奴性在作怪。他尽力将之挥去，先从军医大学的现状讲起。
目前的军医大学无论是从规模、摊子和人员数量上来说，堪称世界第一，美军只有一所不及我们庞大的军医大学，俄罗斯、英、法等国的军医学院也没有我们数量多，但是我们的军医大学是不是属于过度膨胀了呢？这主要应从它的人才培养任务上来看。
据了解，美军有卫生军官4万余人，文职人员近5万人，这样一支庞大队伍来保障150万军人，比例并不比我们低。另有10万以上训练有素的卫生士兵，专业保障水平普遍高于我军同类水平。这还不算其强大的技术保障能力和财力支持，卫勤保障实际规模及效能是相当高的。从美军军官学历看，早已实现了全部本科，硕博士超过半数，而我军全本科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一两年内的事，比美军，也比俄、日、北约乃至印度还低，这也不算同一学历层次实际技术含金量的差别。美军卫生军官一般3～5年便有一次正规进修培训，这也是我们没有做到的。军事医学是整个医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之一，继续教育任务更重，加之不断出现诸如防新概念武器、 “反恐”等新课题，地方大学短期间内很难弥补这些不足，因而军医大学与它所面对的人才培养任务相比，至少在短时期内，教学实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
军队院校为部队服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现在军医大学与部队之间的院墙还没有充分打开，仍存在学用不一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操作层面的问题。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除解决好部队卫生干部全员轮训问题外，傅潮声提出必须抓好三个层次的交流互动：学员必须有较长的时间到部队、特别是现代化信息化构成较高的部队见习；教员必须经常性地、广泛地到部队卫生机构代职；军医大学的业务领导必须形成和部队卫生领导干部轮岗交流。而军医大学的一些分队学员队也要按照一线标准要求去建设。
傅潮声的第二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战争的关系。军医大学天经地义地为战争而存在，随着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对战争观念的巨大影响，现代战争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军事医学，而军事医学必须从最基本的结构与功能上，适应满足新军事革命的要求。
从形势和任务上看，军事医学既要着眼于整体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又要发展高新技术条件支撑的局部进攻作战保障能力；既应准备面对长时期外来技术封锁，甚至经受遭遇初期军事打击后的技术储备和后发效应，又要防范突发作战任务的快速有序地部署展开；既能从容应对标准战争的保障形式，又能够处理非常规战争、反恐怖行动以及民间灾害和大型公共卫生事件。
这许多全新的现实要求，会极大改变目前军医大学的结构和内涵。可以预测，再按普通医科大学的框架模式建设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照搬西方国家的军事医学基本运行方式也是难以行得通、用得上的，军医大学必须在科学、技术、装备、快速反应力量建设等多方面，从战略、理论、方法、实践手段等多层次，以各种可能方式全面适应新军事变革。军医大学的教育目标，也许不仅仅是培养会打仗的医护人员，而是懂得医护技术的战斗员和能够用医学理念思考战争的指挥员，军事医学甚至于有可能成为未来高素质后勤和指挥军官的第二研究专业或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军事医学将会越快越直接地参与作战能力的构成，不只是保障与维护战斗力，而是增强与提高战斗力。
“第三个思考是军医大学与‘杀手锏’的关系。”傅潮声越讲越放开，越讲越从容，讲到此时，已经生出了教授在课堂上的那种熟悉和自信，一面观察着听众的反应，一面任凭思绪一层层倾诉。到后来，台下的感觉也不大顾及，干脆尽情宣泄拥堵已久的思想火山罢了。
“千百年来，军事医学均是履行‘盾’的责任，防、诊、救、治，这是与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相一致的，也就是说由生产力中科技构成与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但是现在，由于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突飞猛进，已跃入发展最快、前景最好、潜力最大的敏感前沿领域，‘矛’的作用已初现端倪，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世界先进国家已经悄然启动，走在前面了。在这个问题上，可不像落后就要挨打那么简单，而很可能是落后就不知道打是怎么挨的，且落后就打不着人。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在西方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要实行跨越式发展，不仅要适应当前的新技术革命，更要着眼于下一轮军事革命乃至更远。
“可以预测，军事医学有着惊人的拓展空间，军医大学有着责无旁贷的也无可替代的责任。这对目前已经形成完备发展模式的军医大学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千难万难也要推进观念的转变和方向的调整。军委强调我军必须有自己的‘杀手锏’。而目前军医大学仅仅是开展了防敌新概念武器杀伤的工作，并没有筹划军事医学领域的‘杀手锏’，这已比那些军事强国大大落后了。”
傅潮声停顿下来，心里很想提一提帕特逊，提一提从他那里分析出的信息，提一提从他的工作方向中带来的警示。但是细一斟酌，这些个人分析并不严谨确凿，身为教授可以讲，身为校长却不能讲，他真是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傅潮声这一停，会场上更加肃穆起来。
副主席“嗯”了一声，“继续讲。”他说，声音是严肃的、威严的，使人产生出不怒而威的压力。毕竟傅潮声的所讲已不单单是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而是政策性探索性很强的问题，处理不慎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印象。
“‘杀手锏’的建设，不能总是靠引进，引进永远是次先进的、受制于人的；也不宜是耗资巨大的，因为我们是低军费国家，经济建设更需要投入，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而军事医学特别是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具有国际上的一流优势，这一类研究对资金的需要量也小得多，建立一个基因库只需5千万美元，而杀伤力远远超过50亿美元的核武器库；更不需要类似‘596工程’那样千军万马联合攻关，只要正确把握诸学科前沿理论，正确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小组，照样可以搞出制敌数年十数年的技术威慑。例如某个国家具有生化袭击技术，那比它拥有多少军队、多少飞机坦克更让敌人害怕，如果拥有的是敌人也制约不了的某种生物技术呢？
“在美国，除官方研究机构外，这类工作有大量的机制与技术纯熟的民间研究所甚至公司承担。我们目前的研究格局还不能像他们那样，但军医大学知识技术人才密集，易于形成院所优势兼收的专项科学研究集群，形成整体效率优于国外的运作模式。就说这些。爱之弥深，言之无忌。总的想法：人生不满百，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我们百年之后靠什么打赢战争。”
由于情绪上仍较为激动和紧张，且准备不够充分，傅潮声的发言总的看，显得忙乱和拘谨，没有完全发挥出最佳艺术水平。
因为事出突然，许多人边听他的说话，边观察现场气氛，待他急刹车般地收尾，也多未回过神来，会场一派茫然和沉闷。党委秘书飞快书写的动作，是会议室内唯一有生机的部分，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