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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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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以军政治部名义发给各级政治委员,要求拿到连队中去,普遍开展活泼的“问答会”式的学习讨论,“使每个党、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党的斗争方针”,“多多发表意见”,提高思想认识。5月2日,他又以军政治部名义主持编印了《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其中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口号中,就有对东北军的六条。
    “奉军士兵们,你们的老家被出卖了!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成了帝国主义的奴隶,你们要回老家去,不要当亡国奴!”
    “你们不要到鄂豫皖苏区攻打自家兄弟——工农红军!”
    “起来,收回东北失地!”……
    经过教育的“俘虏班”这时也补人连队,分别担任机枪“教官”。这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也是个十分有趣的在编职称,连队中所以增加这个“教官”,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掌握缴获的“捷克式”。吴焕先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规定:每个连队的机枪“教官”,均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连队喝稀粥时得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都跟连长、指导员一屋同住,而且还得想办法支上一块门板,或捕点稻草。这在当时的艰苦岁月,也是一种莫大的特殊照顾,那些东北军士兵无不为之感动。
    俘虏兵郎献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更不听信什么“赤化宣传”。作为一个机枪手,他也有个不可动摇的信条: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他始终抱着“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神圣戒律,对于上级的作战意图,他是从不打听过问,就晓得服从命令。因此,也曾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连队举行讨论大纲“问答会”,他恰好扯到这样一个题目:“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你猜他怎么回答?“这是政治讨论大纲题目,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向来不肯过问。”指导员笑了笑说:“郎教官,这个题目不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指的是军事行动!”他随口又说:“这不是我所考虑的事,也不是我所回答的问题。管他张学良什么动作不什么动作的,本人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惹得红军战士轰然大笑。
    吴焕先听说此事和郎献民谈了一次话。“好兄弟,你从大东北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跟红军打仗为的什么‘!”“听说是委座讲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如此说来,是先消灭红军,再攻打日本?”“好兄弟,你恰好上了老蒋的当!我们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三省,国民党却欺骗说‘剿赤区即是抗日’。呵呵,大别山有日本兵吗?欺骗你们同自家兄弟作战哩!红军的标语口号,可不是胡乱喊的,而是要坚决实现!”“这个本人也知道……”“你知道可是并不完全理解。我的好兄弟,你虽然不问政治,政治可得问你!军部最近编了一首新歌你唱了吗?”
                            张学良呀张学良,
                            看你成了什么样?
                            丢了东北和家乡,
                            国民心中好悲伤……
    郎献民情不自禁地抹了眼泪。也不知是歌词内容使他伤心,还是军政委的苦口婆心使他感动。反正他哭了,哭得好悲痛哩!
    这个东北军的优秀机枪射手,一年又五个月之后,担任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觉得政委的形象很重要。他最早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以后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老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国焘让他当游击总司令;沈泽民叫他当军长;他都觉得不如当政委更适应,艰难曲折的斗争磨练,“筷子里面拔旗杆”也拔出来了。眼下政治工作里面也要“拔一拔旗杆”了,政治委员的形象也要树一树!
    红军初创时期的党代表,自从1929年改称政治委员,这个职称仍然是崇高的,神圣的,权威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过那么一场鲜血淋淋的“肃反”之后,军、师、团、营的政治委员们,给人所打下的烙印似乎又是冷酷的,无情的,残忍的!党在红军中至高无上的核心人物,各级政治委员的赫赫大名,总是跟“肃反”二字自然而然地扭在一起。令人尊敬的党代表,在许多指战员的心目之中,似乎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因为每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都是有鼻有眼,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包括戴季英和高敬亭在内,都被扭曲了原有的本来面目!
    历史的曲折罪过,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阴影,往往也很浓厚、蒂固,不会自动消失。赤胆忠心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炮火下是英勇无敌、舍生忘死的,但有相当一批“还没有当够战士”的战士,就以为当战士“保险”,死也不肯担任领导工作,害怕沾上干部的边儿。就是入党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谁晓得加入的哪个“党”,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三党”!人错了门儿,同样跟着倒霉,会掉脑袋!有点文化知识或识得几个字的,宁肯把这点稀有珍宝暗自埋伏下来,让其完全作废,也不轻易显山露水,怕遭到意外的杀身之祸!许多师团营的领导干部,宁愿做个军事指挥员,冲锋陷阵而死,也不愿做个什么政委,招人讨嫌!由于这个缘故,各级政治委员、连队指导员,也很不健全,谁也不大乐意补这个空缺。
    吴焕先当然是无所忌讳的。他在担任军长期间,没有直接参加“肃反”工作,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还曾从死亡线上挽救过几条性命,大家也是有口皆碑,称赞不已。相比之下,戴季英和高敬亭有所不同,很难取得指战员的宽容和谅解。豹子岩会师后的就职演说,不但无损于军政委的形象,而且很快赢得全军指战员的拥护、尊敬和爱戴!这,也许是他担任军长之时,就赢得的绝对权威,为他的职务改变作了应有的铺垫。这一切,都不过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变的……
    6月中旬,部队转入开辟边沿新区的时候,吴焕先为健全各级政治委员制度,增强党对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很快就提拔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常玉清、陈先瑞、田守尧、陈锦秀、刘震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都担任了营政委、连指导员,逐渐形成一茬强有力的基层政治工作骨干。这时,包括他在内的各级政治委员,全部深入到各个连队,埋头从事实际而又具体的政治工作。省委提出:“政治工作到连队去”的口号,就是他们借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变政治工作者形象的行动准则!每个连队普遍进行了“怎样组织和武装群众”、“怎样分配土地”的教育,全军指战员积极投入了发动群众、开辟新区的行动。
    这一时期,吴焕先也建立健全了军政治部机关,成立了一支队伍精干的宣传队,唱歌演戏、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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