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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同志，这是分局和军委给你和徐向前军长的信。”交通员说。
曾中生拆开信看了一遍，脸色如雨前的天空一样晦暗下来。
信是张国焘代表分局和军委写给曾中生和徐向前的。信中把红四军将东进改为南下，是对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公开抗拒”，“把红军行动与土地革命隔离”：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以命令式的口吻指示四军领导特别是曾中生，见信后“火速”率部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事情的性质就在这里起了变化。曾中生意识到，他和张国焘之间，已经没有了同志间的争论，有的只是政治陷害。曾中生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栽赃陷害，红四军南下作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却不能接受！曾中生拍案而起。这时他想到了中央。中央收到他和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写的报告了吗？中央会支持这份报告吗？他的思考进入了更深的层次。四中全会否定了三中全会，在鄂豫皖苏区，中央用张国焘取代了他，说明了中央更愿意相信张国焘而不是他。他是三中全会后瞿秋白、周恩来派来的，秋白现已从中央领导核心除名，恩来也受到了批判，他真能指望有人为他和红四军主持公道吗？如果中央支持张国焘呢？张国焘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曾中生开始十分冷静地处理这场正在发展中的危机。他不能再让张国焘有机可乘。张国焘要求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北返，接信的第二天早上，红四军的先头团已从叶家湾出发，向北行进。曾中生此时也并非没有一点力量，他的力量在于红四军指战员对他的支持与拥护。张国焘的信已在全军上下引起了强烈义愤。这个张国焘想干什么？他到了鄂豫皖苏区，除了种南瓜，好像一件好事也没做过！有的战士喊：“打倒张国焘！”
部队在英山鸡鸣河停下来，全军紧急要求开会讨论张国焘的来信。鸡鸣河的小山村从此在党史上留名，红四军在这里召开红四军连以上支部书记、指导员干部会议，公开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决定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会议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一份题为《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的决议，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面陈一切”，红四军就地休整，然后回师皖西苏区麻埠，等待结果再决定行止。
就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觉得此事做得轻率。红十二师政委吴焕先在会上指出：虽然分局对红四军的指责是不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看，红四军似乎不好违背分局的命令。徐向前也认为鸡鸣河会议及它做出的决议“可能不太妥当”，意在提醒曾中生，这样做会再次让张国焘抓住把柄。曾中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会开了，给张国焘的信写了，刘士奇也被派了回去。他是政委，在没有被罢免之前，他仍对这支队伍的行止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刘士奇出现在新集城北张国焘寓所那间庙宇式的小房子前时，后者或者生出了一种错觉：跟在这位军政治部主任身后的将是红四军的千军万马。
幻觉转瞬即逝，除了一位交通员，刘士奇背后再没有别人。
张国焘一下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怒不可遏。“部队呢？”他问。
“这里有四军全军党员给你和分局的一封信。”刘士奇对他做出这种反映并不意外，十分冷静地说，一边将曾中生起草、鸡鸣河会议通过的信取出来，交给张国焘。
他的镇静让张国焘觉得自己失态，白脸红了一下。
“你先去休息，我看了信再与你谈。”他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
刘士奇敬了一个礼，走了。
张国焘坐在门外一张摇椅上读曾中生的信，不由气冲斗牛。一个下级组织，竟开会讨论决定是不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决定不执行！这不是反了吗？
“通知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到我这里开紧急会议！”他说。
在新集的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们很快都来了。
张国焘将曾中生的信交给他们看。大家十分震惊。这个曾中生，他想干什么？先是不执行出潜、大占安庆的作战计划，现在又拒不带红四军回来。他要把红四军带到哪里去？！
“我提议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派昌浩同志去做红四军政委，明天出发。”张国焘说。
面对这种从没遇到过的“危机局势”，没有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处置措施。
9月13日，陈昌浩携带分局命令赶到回师麻埠的红四军军部，立即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各义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命令：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红四军即刻起程，回师豫南苏区休整。这是张国焘“改造”红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就是“南下之争”结出的苦果，紧接着就是后面的大肃反，史称“皖西事件”。
10月初，红四军翻越大别山主脉，回到新集以北光山县三大集镇之一泼陂河。
曾中生和红四军都回来了。怒气冲冲的张国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以中央分局名义，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展开批判。号召全体指战员“广泛揭露、批判”曾中生这个“著名的立三路线执行者”，但这次会议却开成了另一种局面：大部分团以上干部认为，曾中生虽违犯了纪律，但“在军事方针上是正确的，红四军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们甚至就具体问题直接与张国焘展开争论。张国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
泼陂河会议草草收场。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做出决议，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莫须有罪名，将红四军中最有威望的、“文武都行”的曾中生调离部队，去后方“考察”。
泼陂河将同鸡鸣河一样被注入史册。
曾中生就这样离开了红四军。他还是在等待，时至今日，中央还没有对他和徐向前、刘士奇写信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复。他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
张国焘也没有忘记曾中生，更没有忘记鸡鸣河会议和泼陂河会议在他内心引起的震撼。他还掌握不了红四军，红四军的大部分团以上干部都支持曾中生而不是他。他必须改造这支部队，首先是部队的领导层！
但此时他已暂时顾不上曾中生了。他的内心已被另一场疯狂呼啸起来的风暴吸引和激动起来了。开始他也许没想到要将改造红四军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这场风暴越来越强劲地席卷着鄂豫皖大地，它们便自然而然地在他心中发生了联系。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开始了。
噪血白雀园
早在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AB团”组织。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个组织之大部分是与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一起被俘的岳的旧部，约一百二十人。又说他们要炸毁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事实是，岳维峻被俘后，原特委书记曾中生报告中央军委，为解决鄂豫皖苏区伤病员的治疗困难，以让岳维峻搞些医药、器械为条件，保全他的生命。岳为保命，同时也被红军的俘虏政策感召，通过其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旧部，为苏区购办了大量医药、器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可以释放他。因此，他在被俘后，原特委并没有禁闭他，每天早晚还让他骑马到新集河的沙滩上去蹓跶。新集河背靠山岭，河水不深，他如果想跑，根本用不着先炸药房，再被抢出来，况且，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