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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没有退党，仅此一点就说明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依旧是一个情绪激烈的革命者。张国焘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在做一个革命者的同时他还深信自己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却又缺少必备的深邃的哲学和历史眼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维与实践能力。张国焘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中共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他的话）的欲望，如愿以偿地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也就同时把他的梦想和人格缺陷一起带进了这块土地。因为来了张国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就不可避免地给大别山带来悲剧。
1931年4月张国焘走进鄂豫皖苏区时，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处境的认识可能是十分清醒的：他并不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中央信任的人，而是一个贴着“老右倾”标签、受到深刻怀疑的人；在苏联党内越来越残酷的斗争风气影响下，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风也日趋狂烈，今天王明等人能将他扶上马，明天也就可以将他拉下马。王明背靠的是共产国际，他背靠的是王明等人掌权的中央。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这一点既是他肩负重任进入鄂豫皖的前提，也是他重新获得的权力的基础。张国焘明白，从他进入鄂豫皖苏区的第一天起，就有许多双眼睛在望着他，他越是“左”，越能洗刷“的右”嫌疑。这是另外一场战争，他个人的战争，他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才能真正受到莫斯科的器重，在中国革命的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张国焘就这样来了，带着他的历史包袱、信仰与思考、热情与梦想、他的才能和人格缺陷。张国焘是带着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四中全会路线来的，是带着宁“左”勿右的心态来的，是带着比所有原苏区领袖都要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来的，因此，以曾中生为代表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于鄂豫皖苏区的大好局面的结束就是必然的了。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历史，便与张国焘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突然变得曲折复杂起来。
柴山保之夜呵，是个不眠之夜！
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
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初期，给人印象还不至于那么坏。他是中共党内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却待人温和，文质彬彬。他很清廉，和机关一块喝稀粥，老婆杨子烈不在身边，也不想另娶，而且终生就只一位。他不像那些红军将领都有一匹骏马；他却固定一副“抬子”，出门时有时坐坐抬子。他大概不会骑马吧，谁也不敢说，可能有人在心里想。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很快就捕捉到一个事实，这位“大人物”很会发现问题。久战过后，苏区内村村寨寨一片断墙残垣，田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十分紧缺，只要红军数日不打仗，军队就没饭吃，老百姓也跟着饿肚皮。张国焘由鄂豫边苏区南部，一路向北走，一路对各地苏维埃的头头说：这样不行啊，地还是要种的，不然会闹大饥荒。现在插秧已经晚了，种点南瓜之类的菜蔬怎么样？总能充饥。言语虽不多，却很受务实的基层干部拥护。至少在鄂豫边苏区，因为张国焘的到来，普遍种起了南瓜。党政机关也纳紧裤腰带，一天喝两顿稀饭。
1931年5月12日，经过多日筹备，鄂豫皖特委会议在新集召开，史称第一次“新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等十一名正式委员和十五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书记；改组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人为委员，张国焘任主席；对红四军作了调整，旷继勋为军长，曾中生任政委。曾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等人的原四军政委余笃三改任红十一师政委，军参谋长徐向前调任新组建的红十三师师长，在双桥镇负伤致残的蔡申熙任军委下属的彭杨军政干校校长；成立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任书记，受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由于会议的内容此前大家已经知悉，会场上的气氛是平静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就在这种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了交接。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推行和张国焘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从6月28日到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会议上高举“四中全会路线”的大旗，猛烈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在三中全会后“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特区各级苏维埃“包藏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一切建设工作，无从谈起”；指责红四军“无所谓红军的领导”，“遭受严重的失败”。结论是“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了苏区”，“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会议号召苏区党和红军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将苏区各项工作纳入“四中全会路线”的轨道。会议进而决定对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会后不久，全区八个中心县委的书记被换掉了七个，除曾中生外，徐朋人、舒传贤、陈定侯等苏区初创时期的功臣，分别受到批判，其中徐朋人被开除党籍。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具体成果，中央分局决定在原有的十一名委员中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等七人的常委会，实际上剥夺了另外四名委员曾中生、旷继勋、蔡申熙、舒传贤参与决策的权利。至此，老谋深算的张国焘真正完成了对原苏区领导班子的“组织改造”，并让自己坐到了审判者的席位上。
这次扩大会议的另一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党、红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于“四中全会路线”的“完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认为蒋介石的统治正在“加速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死斗争已经列上议事日程”，红军应采取“坚决进攻策略”。这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比它走得更远，它将军事战略与“路线问题”搅和在一起，声称“如果认为目前只应反攻而不应进攻去扩大苏区，那就是畏缩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党和革命的最大危险。”从此，这种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的策略，不仅成了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甚至还成了苏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其次，会议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粗暴地否定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土改政策和成果，认为它“保护了富农”，决定重新划分土地，“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由于“左”倾气氛浓烈，在以后的执行中，又规定“凡是当年有余粮的就是富农”，从而使广大中农乃至贫农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为使新的“中央路线”得以贯彻，会议还为鄂豫皖党和红军具体规定了“十件大事”。其中有两件至今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决议要求“改造红军成份”，“淘汰富农和地主豪绅分子”；“加紧肃反工作，消灭‘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从这时起，张国焘那张温厚长者型的面容背后，已清楚明显露出了阴森的杀机。
不能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全搞破坏活动，同年7月正日在同一地点开幕的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则显示出他在搞苏区建设。这次大会开了七天，到会代表三百九十七人，代表苏区二百五十万人民。会议产生了以王平章为委员长的第二届苏区人民委员会及下属的外交、军事、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等委员会，以及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选举了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了具有特区宪法性质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通过了有关粮食、婚姻、青年、教育、文化、肃反、外交等等决议案。上述基本的政权、法制、经济的建设工作，以前的领导人有的做过一些，有的没做，是这次会议使它们趋于完备。
最后召开的一次新集会议是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张国焘即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