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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符驮村进入二十一世纪至今发生的最大事件。 但愤怒很快就消散了。符驮村立村多少年多少代，比这样更大的事件不知经
历了多少，不都过去了么？上当受骗当然是不光彩的，可是，谁能做到一辈子不 上当受骗呢？
花了盘缠的人是这么想的：盘缠是花了，可也逛了地方，没有这件事，恐怕 一辈子也去不了北京上海哈尔滨。愤怒消散之后，他们也互相交流各自的经见， 比如：上海人说话听不懂；在哈尔滨好像去了外国；北京日他妈可是太大太大 了……
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呢？这实在是个疏忽。但他给的两页纸上没写电话。为 什么没想到给他要呢？这也是个疏忽。但人家要做手术，适合么？也没想到他会骗 人啊。
他没了，他婆娘还在，为什么不找他婆娘理论？他们说，好男不和女斗，也 没人想看她的那张驴脸！
其他的，似乎也再没什么了。只要不提起，就和没发生过一样。 还要说说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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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想过他死后要埋在符驮村的，尤其在经历了“双规”事件之后，以当时
的心情，是死后一定要叶落归根的。但后来就不这么想了。喉癌化疗期间就不但 不这么想，连骨灰都不愿意存留了。他给陪床的妻子说过的。
他说：“我过去想，周恩来周总理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是因 为爱，很感动的。现在我不全这么想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都活得这么难缠难 解，周总理的难缠难解就不可想象了，不知拧过自己的大腿揪过自己的头发没有？ 他也许厌烦人了，才那么处置自己的骨灰的。我这么想也许很可笑，但我确实这 么想了。我不说周总理，我没资格说他，他是大人物。我只说我自己。我不要骨 灰，也不麻烦你去江河湖海，顺手倒在火葬场随便什么地方就行。”
他没提符驮村。 以后来的情形，他就是有意愿叶落归根，符驮村的人也未必欢迎。 他们互相唾弃了。
十结语 至此，我的这篇追忆文字该收尾了。但还想写几句。
我从来没想追忆过谁。这么说似乎有些不确，因为我有时候冷不丁也会追忆 起某个人，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从未想过以文字的方式追忆某个人。现在要作的 这一篇文字，完全是因为钟红明和肖元敏。我的心脏一直罩在手术后的阴影里， 睁开眼疑神，闭上眼疑鬼，说白了就是怕死。我已经相信，人会像忽儿想做一件 事情一样忽儿死去的。“这怎么行呢？”我的一位朋友很为我担忧，就拉我出门游 玩，就游玩到了上海，就见到了她们。她们请我喝茶，当然也聊天，就聊到了符 驮村。她们是知道符驮村的。符驮村怎么样了？这就聊到了他。我一二三四五地 给她们说了他的几样事故。她们显得很有兴味，一人一句，以为可以作成一篇小 说。
“写吧写啊。”钟红明说。
“能写好能写好的。”肖元敏说。 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
我在两种时候容易忘乎所以，一种是喝酒的时候，再就是听到好话的时候。 那天是喝茶，没有喝酒，这倒不在她们作为地主的吝啬，而在我的胃。我的胃早 就不接受酒精，见酒就让我疼。我是怕疼的，就不喝酒了。但我并没有戒听好话， 据我多年的经验，好话不仅不伤身而且养心。她们像劝酒一样，一人一句，我的 血脉就旺了起来，以为我真像她们说的那样，不但能写，也“能写好的”。
就说：写吧写吧。 就说：写好写好。 还说了：一定一定。
正应了一句俗话：人都有犯贱的时候。 但不愿是小说。 但又愿意看它的人作小说看。
我没有能力完全真实地描述一个人或一件事，也从来不相信别人能。就因有 这一点，我不相信任何书写的或口述的历史。我把所有书写的和口舌上的人事都 以小说对待。对我的这一篇非驴不马的文字，我愿看见的人也和我一样的态度。 如果是符驮村的人呢？如果是我要追忆的这个人的亲人呢？看出了不舒服呢？
要找我的麻烦呢？打官司呢？
我说过了，我写这篇文字，完全是因为犯贱，我愿意承担犯贱之责。还有， 我犯贱是因为钟红明肖元敏的鼓动。她俩是一伙的，在上海，巨鹿路 6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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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提及他的姓名，这并不是我的疏忽。姓名也者，符号而已。若以
“鲁迅浙江绍兴周树村人字豫才”这样的写法，反倒落了俗套。
2007．7．25
《收获》50 周年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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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
一夜成名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少年得志对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尽管这影 响大到何种程度无法量化，总之应该可以说是大到了足以使这个人成为成名之后 的那个人。总之，成名与不成名，那终究是不一样的。
詹国滨一夜成名的时候是一个少年，就几天工夫，眼看着他就气宇轩昂与众 不同了。成名对于一个人的长相，那就是有着神奇的作用，它会让人的模样舒展 开来，会让一个蔫沓沓的人从身心里头往外面透出精神和光彩，从而一举跃出普 通大众的层面。
此前的詹国滨是个什么模样？几乎没有人确切地记得。这也难怪，一个十四 五岁的毛头男孩：精瘦，黑黄，耸肩膀，垂脑袋，眼睛躲躲闪闪阴气沉沉不讨人 喜，好挨着墙根走，无事生非地用脚尖踢路边电线杆，店铺的墙基和人家的门板， 一直要到那些壮年男子出来大喝一声“你生得贱啊？”，这才悻悻走开。像这样的 半糙子小子，在汉口一抓一大把，好比夏天的蚊子，都一个从样，谁会注意到他 呢？然而就在詹国滨从十五岁过渡到十六岁的某一个时刻，他一举成名了。
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在著名的 1966 年，成为汉口最重要的一座标志性 建筑。1966 年 5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武汉这座具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立刻风起云涌，热烈响应。几 百万武汉人民顿时分裂成为两大派别：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别的宗旨完全一 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两个派别都必 须在揭露并证明对方是假忠于假爱戴假拥护的同时，又对社会各阶层包括从中央 到本省市、以及武汉军区、乃至本单位、甚至是自己家庭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揭 露和批判。因为这样，大革命就变得格外复杂激烈和诡秘多变。在众人大辩论中 有许多恼人的问题导致人们不得不用武力解决。当人们成功地哄抢了军队的枪械 之后，战争的形式感便立刻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那就是要夺取制高点。于是， 矗立在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以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成为造反派亟待攻占的目 标。他们高呼革命口号，用他们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向武汉人民宣告：红旗大楼应 该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革命火炬，战斗旗帜和历史丰碑。
围攻的战斗打响了。从清晨到傍晚，激昂的革命歌曲、口号声伴随着刀枪棍 棒，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出乎意料的是，大楼里面的人们坚决不肯退出。他们 放出话来，说除非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征用这栋大楼，否则任何人都无权随便 抢占国家财产。大楼守卫者在暗处，就跟据守碉堡那样，居高临下瞄准目标，颇 有效率地投掷砖块、瓦块或者办公桌椅的残肢。冷不防就有被击中的红卫兵战士， 在高高的台阶跌倒，径直滚落下来，年轻的头颅在马路牙子上磕得鲜血直流。焦 急的造反派不断增加兵力，枪支也越来越多，冒失的子弹嗖嗖飞过，在红旗大楼 的窗户玻璃上创造出浑圆的弹孔，同时也走火和误伤了不少的人，观战的市民互 相推搡踩踏，大呼小叫，整条江汉路混乱不堪。
詹国滨就在这混乱之中，自发地为造反派呐喊助威。整整一天，詹国滨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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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著名的红卫兵小将鲁火种，午饭只吃了两块烧饼，持续兴奋，东张西望，急
切地期待战斗出现更高的高潮或者更加震撼人心的结果。鲁火种沉稳得多，对这 种带有武斗性质的围攻战，保持着旁观的审慎态度。他将追随身后的一伙毛头初 中生，牢牢控制在马路边缘的安全地带，最冲动的时刻也就只是允许他们呐喊助 威。鲁火种的弟弟鲁燎原及其几个死党，有的因为腹中饥饿，有的嫌战斗拖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