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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占献当过车间主任，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他当即表示，搞定瓷，我们乐意，但这是个要求效益的时代，定瓷厂二三百人，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
局长说，你们肯继续干下去，这就好！
后来，经过他的协调，先把厂里的一半工人调往曲阳县的石雕厂，这样，在1985年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挂牌，厂长蔺占献，副厂长陈文增。
恢复定瓷生产，是项科研工作。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香港媒体上广受赞誉，但他们自己明白，那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固定的配方。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而他们没有科研经费。
县二轻局同样是希望他们能挣钱的，对他们的试制工作并不看好。不久，另派一位厂长取代了蔺占献。对蔺占献的免职，陈文增他们并不看重，但新厂长宣布停止定瓷试制，要生产高压线和变压器上使用的瓷珠——所谓电瓷——这却是他们万难接受的。
蔺占献自动离厂，去了饲料公司。他身在饲料公司，心还在定瓷上。一天晚上，他去陈文增家，说，1983年全厂放假，咱们还能搞承包，现在全线转产，想承包都不行。你看怎么办？
陈文增说，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他不让干，咱们自己干。
蔺占献说，上哪儿找地方去？
陈文增说，咱们先小鼓捣着，找上和焕他们几个就行。咱们就在西屋里干。
那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他把媳妇和孩子接到县城，租了四间房子，两间西屋只堆放些杂物，清理一下，便可以将就使用，反正做坯、划花、施釉都不需要太大的地方。试制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理直气壮地到厂里去拿，反正转产后那些东西也没用了。他们每天下班以后干，像地下作坊似的。后来他们还萌生了自己办个小厂的想法，但因无法筹措资金，只好作罢。
陈文增的媳妇对他的痴迷很不理解，总是抱怨，辛辛苦苦，又挣不着钱，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呀！不能干点儿别的。
他说，我不干别的，也不会干别的。
媳妇并不就此罢休，她会把几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一一倒腾出来，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媳妇是好媳妇，是过日子的人，这个家也难为她操持。1980年他转正了，工资却少了——当临时工时是计件工资，每月能挣五六十元，转正后才挣三十多元。为了去外地博物馆临摹定窑器物，为了向外地专家请教，他常出差。出差费每天只补两元，以致每出一次差，家里的经济就紧张一次，有时媳妇不得不回娘家驮回一袋白薯面来。他心里感谢媳妇，但像中国许许多多男人一样，在单位、在社会上他们都有一定的自控力，包涵、忍让、顾全大局，但他们很少把这可贵的自控力带回家里，面对媳妇，他们再也不是谦谦君子，他们的耐性有限得很。陈文增也属这类男人，所以吵吵闹闹时有发生，天长日久也就习以为常了。
上电瓷，并没给厂里带来利润，仅半年时间，就亏损十多万元，欠了一屁股债，工人们又无限期放假了。
为了生活，陈文增办了停薪留职，借了些钱和朋友办了一个美术服务部，经营陶瓷、化妆品、文化用品等。做生意他不擅长，又总是惦记定瓷，心里很苦。
不久，县二轻局让全厂职工民主选举厂长，陈文增当选。
局长找他谈话，他提出三点要求：一、继续定瓷试制，搞别的，我不回去。二、把蔺占献调回来，当副厂长——搞定瓷，没他不行。三、人事安排，我说了算。局长全部同意。
他退出美术服务部。1986年，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厂里渐渐出现转机。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按当地规定必须做绝育手术。等他从老家回来，厂里已经大变，定瓷试制停止了，转产不锈钢餐具。他气愤至极，去找二轻局长。
他说，这一年，我们已经扭亏为盈了，欠账全部还清了，到今天为止，我们账上还有三千元的利润，为什么让我们转产？
局长说，这一年，你干得不错，但不管怎么说，你们只能算微利企业，现在市场上不锈钢炊具利润很大，你们要抓住机会。
他说，当初你要说让我回来给你们挣钱，我就不回来了。我只会搞定瓷，不会挣钱。
他知道，事到如今，再跟局长说什么也没用了。
那时，他已经是定州市政协委员，曲阳县政协常委。一次县政协开会，县委书记也来参加，他想，这
或许是个机会。
他要求发言，谈了定瓷厂这一年的变化，特别谈了这次转产。他说，想吃桃子，种啊！为什么砍了杏树种桃树？定瓷是曲阳的，河北的，也是中国的！为什么弃之不顾？
他慷慨陈词，感动了在座的所有政协委员，大家都说，定瓷是曲阳的牌子，不能放弃。
县委书记认真地听了他的发言，郑重表示回去要认真研究。
然而，事情没有任何改变，不锈钢的锅碗盘碟仍旧在车间里叮叮当当响。
试制组从1974年成立，至今已十三个年头，窝窝囊囊地落个这样的结局，大家都不甘心，可是绞尽脑汁也不能改变二轻局的决心。也算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一位朋友给他们带来一线生机——隶属国防工办的建华玻璃厂愿意接纳试制组的成员，而且可以在厂子内部为他们成立定瓷厂。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说是一线生机呢？因为建华玻璃厂在灵山，在距离曲阳几十里外的深山中。那时山里的交通非常不便，冬天天黑得早，一两个星期未必能回家一次，若赶上下雪，更难说了。试制组里的人都拉家带口，各有各的难处。比如，蔺占献的媳妇患心脏病，是个长年病号；他的爷爷已经八十多岁，再加上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都离不开他的照顾。和焕的孩子才一岁多，刚把公公婆婆从农村接出来。婆婆说，人家都想法子从山里出来，你们倒要进去！你要是去，我们就回老家！试制组的二十多人，虽都有一辈子干定瓷的决心，但面对家庭中摆脱不开的责任，他们也只能违心地另作选择了。
1987年冬天，蔺占献、和焕和四位工友毅然北上灵山山沟，建立了隶属建华玻璃厂的河北工艺美术定瓷厂。
陈文增比他们晚到三个月。他是个厚道人，而且一直在底层挣扎，对县委书记郑重的官话信以为真，心存感激，所以在他准备离开曲阳时，将自己的一首古诗写成条幅，托人送给县委书记，以志一次相知。
县委书记看到他的字，他的诗，这才恍然——陈文增是个人物！有几个老干部也说，陈文增是个人才，又是政协常委，如果让他去玻璃厂，就等于这个人走了。
县委书记立即给人事局打电话，扣住陈文增的档案——不放人。
人事局长找陈文增谈话，不要走！你可以当县文联主席。你爱人是农村户口吧？我们给她办“农转非”。
条件不错，特别是将他媳妇办成“农转非”更具吸引力，但陈文增不予考虑。他去意已决。他要和他的伙伴们在一起，和定瓷在一起。
僵持了三个月，他胜利了。
在灵山有一样好处——距十八坡的定窑遗址近了。
十八坡共有十三个堆满定瓷瓷片和匣钵残渣的小山头，连成一个十几里地的半环。以前他们也曾到这里捡过瓷片，但那是偶尔的，今后他们可以常常来甚至天天来了。十三座瓷片堆里的瓷片，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们来自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不同窑口。每一块瓷片都是定窑产品形制、工艺特征以及烧成、装饰的标本，是定窑原料配方、艺术发展的标本。他们别无依赖，瓷片，是他们唯一的教科书。
站在荒草萋萋的山头，脚下是白花花的瓷片和姜黄色的匣钵碎块，他们遥想着八百多年前座座定窑火光冲天、烟雾缭绕的壮观景象，一颗颗心不由得怦怦跳动。作为曲阳人，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也感到肩上不能推卸的责任。
捡瓷片，拿回去砸成粉末，进行化学分析，再找与瓷片质地相近的瓷土，成为他们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
他们的试制品，已经过两次专家鉴定，评价很高，赞之为“质近”宋朝定窑，但在他们的长期试验、生产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实践使他们不得不否定过去，否定自己，甚至否定专家的某些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