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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这种联系遭到了致命的破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的流动显然将会由于汇率不再在可靠的情况下得到固定而对稳定起破坏作用。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在值得信赖的金本位制度下，“短期资本流动总的来说倾向于缓解国际收支暂时的不利状况的初始原因所造成的紧张。然而，如果汇率是可变的，则资本的转移就会倾向于在这一初始原因的相同方向上进行，因而使之得到加强”——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
普遍的看法曾经是，全球化必须有硬通货，就是外国人愿意持有的某种东西。法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李斯特评论说：“虽然理论家试图说服公众和各国政府，使之相信最低数量的黄金……就足以维持人们对货币的信心，而且无论如何，纸币，甚至不兑现纸币也可以满足一切需要，但是所有国家的公众都在忙着囤积据说可以兑换成黄金的大量国家货币。”持这一观点的并非局限于自由市场派人士。金本位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著名批评者卡尔·波拉尼认为，货币国家主义显然与全球化水火不相容。在重点论述英国19世纪在扩大世界贸易方面的兴趣的时候，他争论说：“只有商品货币能够服务于这一目的，其明显的原因是，符号货币，不论是银行票据还是不兑现纸币，都不能在外国领土上流通。”但波拉尼认为是无稽之谈的事情——以毫无内在价值的国家纸币（或“不兑现”纸币）为中介的、货物、劳务和资本方面的全球贸易——就是全球化今天像以往一样断断续续地推进的方式。
把货币的创造和控制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的政治神话在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蜕变中，找到了其在经济上的对应物。该理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蒙代尔开创的。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减少国家货币数量主张的一位多产的倡导者。这项理论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为货币国家主义的一项准科学的基础。
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一样，蒙代尔持有一种现已基本上丧失信誉的战后凯恩斯主义思维定式，他所笃信不疑的是，决策者在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对供求的“冲击”的情况下微调国民需求的能力。他的开创性文章《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的问题是：“货币区的适当范畴是什么？”他评论说：“乍一看来，这个问题也许是单纯学术性的，因为国家货币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放弃，让位于任何其它的安排，这一点看来并不属于政治可行性的范畴。”
蒙代尔接着主张在世界上的各个地区之间实行弹性汇率，在每个地区实行本地区的多国货币，而不是在国家之间。然而，经济学家们接受了蒙代尔对弹性汇率在解决对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的经济冲击问题方面的利弊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把现有的国家当作自然的货币区域来对待的一项理由。因此货币国家主义获得了合理的科学依据。从那时起，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偏离“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主张是错误的，起码在没有事先的政治一体化的情况下是如此。
由于经济学家们确立了货币和国家特征之间的联系（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使亚里士多德和耶稣得到调和一样），所以各国政府采纳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对货币国家主义的主要的知识辩解。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贯对利率、贷款的到期日，甚至还有信用的受益者实行严格的控制——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切断与世界其余国家的金融和货币联系，并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其结果是，这种流动的发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贸易失衡或者为直接投资而融资。而本国的金融体系却仍然薄弱和欠发达。但今天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做出投资决策。这种决策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来融资和制订。（通过低成本的日元借贷，以便为在欧洲的投资提供资金，同时在美国的期货交易所针对日元的升值采取对冲措施，这已经不再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个全球体系的不加限制和高效率的准入，而不是各国政府操纵狭隘的货币政策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但是，由于外国人往往不愿意持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所以这些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结果基本上被孤立在全球体系之外。它们的利率往往大大高于国际市场，其贷放活动往往非常短暂——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几个月。其结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赖美元获得长期信贷。因此，资本的流动变得很危险，不论有多么必要：在发展中国家，一旦货币贬值，本国人和外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打量抛售本国货币，因为货币的贬值使得该国更加难以偿还外债——由此产生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危险的不稳定状况。
虽然最优货币区理论并没有解释其中的任何问题，但是从推进全球化的观点看，这些问题却是阻碍发展的严重障碍。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国家主义与这一过程的本质发生矛盾，因而使今后出现金融问题的可能性增大。
危机中的货币
为什么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一系列货币危机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只是从1971年，就是尼克松总统正式使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起，在全球四处流动的货币才不再是对任何实物的索取权。全世界的货币现在都是政府魔术般地变出的纯粹的主权表象。这种货币的绝大多数都是没人要的：人们不愿把它们当作财富，就是今后会起码像过去一样具有购买力的东西而持有。各国政府可以要求在与国家的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从而迫使本国公民持有本国货币。但没有受到如此强迫的外国人则会选择不这样做。人们只愿意持有美元（和少量其它货币），作为黄金货币的替代物，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把货币与主权挂钩的神话是代价巨大的，有时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就是与全球化不相容。即使这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变得明显，情况也一直都是这样。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使本国货币丧失了内在的价值。
但是，作为货币学的逻辑与历史问题有悖常理，对全球化持批评意见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热情支持了货币国家主义，作为对货币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混乱的补救方法。当千百万人，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由于担心即将发生的债务拖欠而抛售本国货币时，斯蒂格利茨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本国货币与世界脱钩：降低利率、贬值、封锁金融流动，以及拒绝向借款人放贷等。恰恰是这种思维——朝着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的大倒退——乃是影响了现代全球化的危机周期的根源。
强势美元？
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多样化的经济大国来说，浮动汇率在经济上相当于一场微不足道的牙痛。它们经常需要填充物——其形式为公司金融对冲和积极的全球供应管理——但却从未动过任何大手术。这有两个原因。其一，进口价格上涨时，美国人从国外购买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国内生产迅速和廉价地取代。出口价格下跌时，他们在国外出售的许多东西就可能会被转移到国内市场。其次，外国人也乐于把美元当作财富持有。
对较小和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它们在增长，往往还有纯粹的生存方面依赖进口，但没有美元就不能为其付款。它们怎么办？就要收回它们据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市场夺走的主权，通过用美元替代没人要的本国货币（就像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5年前所作的那样），或者用欧元替代（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黑山的做法），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货币危机。就美元化所带来的好处来说，厄瓜多尔堪称楷模：这个陷入不断的政治动乱的国家却一直是经济稳定的堡垒，经济增长稳定而强劲，通胀率也是拉美最低的。无怪乎其新的左派总统拉斐尔·科雷亚不得不放弃其去美元化运动，以便争取选民的支持。把厄瓜多尔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加以对比。后者于2004年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货币危机——一场不必要的危机，因为其85％的贸易都是与美国进行的（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一般的一个州与美国其它州之间贸易所占的百分比）。
人们经常争论说，只有对小国来说，美元化才是可行的。毫无疑问，国家小有助于使过渡简化。但是就连巴西经济也不到加利福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