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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十一二岁？孩子来说，五六年的时间就像一生一样漫长，梁建章没有这个耐心等待，于是催促父亲教他高等数学。父亲由浅入深地给梁建章看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书，引导他在数学方面发展。很快，梁建章就掌握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
参加计算机兴趣小组，不仅促使梁建章的数学突飞猛进，而且还让他成了一个小名人。
13岁那年，梁建章开发了一个可以辅助写诗的程序，并且获得了第一届全国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媒体接踵而来，他成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神童。
1984年上海电视台采访梁建章的新闻片中，梁建章演示了他的程序：在DOS系统单调的屏幕上，有“水”、“山”、“云”、“松”四个字，输入相应的字，电脑就能写出诗来。
一位名叫周新英的记者记录了梁建章设计电脑写诗程序的过程：“他对唐诗很有兴趣，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记忆力，就可能做出美丽的诗句，于是梁建章想到计算机‘记忆’本领大（存储容量大），又有处理字符的能力，决定设计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让电脑来当诗人。但要教会计算机做诗，设计者必须自己阅读大量诗词，学习韵律，懂得做诗词的方法。这样，梁建章在将近半年的课余时间中，求教老师，访问图书馆，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学诗百法》《子史精华》《渊鉴类涵》和诗词格律等方面的专业书；还看了《唐诗鉴赏辞典》《诗韵合璧》《中华诗韵》等工具书；计算机知识方面，学习了《人工智能原理》《人工智能》《数据库原理》以及有关逻辑学、语言学等书籍。”
这段记录也许稍有夸大，但与实际的情况也相去不远。理工科出身的梁建章对诗词的爱好一直保持了多年，甚至他在创办公司、做了CEO之后，还自己创作对联，请人写好挂在办公室里。
功成名就之后，梁建章也曾略带得意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讲过当年编写程序的思路：“唐诗有抒情、咏景、塞外诗等许多类别。在特定类别里，一些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会频繁出现。用平均分律计算它们出现的概率，然后将其分类。将唐诗用词、用韵等语法逻辑，用严格的编程语言描述。根据所设定的题目，我就可利用词库任意排列组合，在几秒钟后做出一首新的古诗。”
梁建章的诗词修养如何，不得而知，他自己也已经记不得写过多少诗，但是他设计的电脑写诗程序，确实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写诗机器。这个收录了500多个诗词常用词汇的程序，平均不到30秒即可创作一首五言绝句，曾连续运行出400多首诗，无一重复。
第一章 回到上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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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团队：携程与如家 作者：朱瑛石、马蕾 2008…02…03 03：17
一首名为《云松》的诗是这样的：
銮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调不同凡。
另一首诗写道：
玉虹腾岭表，银汉泻童心。
山水明时意，开颜伴客吟。
天资聪慧的梁建章本来就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课程。从小学时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听课，每次开学后的头两个星期，就已经把课本全部看完，剩下的课堂时间，都是在跟同桌聊天中度过的。在初中参加计算机小组，自学了中学和大学的数学和物理课程之后，他已经没有必要按照常人的轨迹一步步走下去了。在梁建章15岁的时候，他跳过高中，直接进入复旦大学少年班。这个满是小天才的班级也未能让梁建章停留太长时间，一年之后，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时代和中国机会
1989年，当23岁的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刚满20岁的梁建章已经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攻读博士。但是，他发现最先进的东西并不在学校，而是在企业，于是他进入了甲骨文（Oracle）公司的研发部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它向超过145个国家的用户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以及相关的咨询、培训和支持服务。相比这些专业的业务描述，人们更加熟悉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埃里森，一个曾经辍学，被称为“硅谷狂人”的商业奇才。
关于这位“狂人”，有个著名的段子。一次埃里森应邀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大放厥词，说道：“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他拿自己和比尔R26；盖茨为例，鼓动学生退学，以致耶鲁大学的保安不得不把他轰下讲台。
埃里森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狂狷之气，对于梁建章这个普通的甲骨文研发人员没有任何影响。在他的同事眼中，梁建章与其他所有来自中国的员工一样，聪敏而沉静。不过，这个沉静的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疯狂”举动。
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格兰R26；瑞斯曾说：“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硅谷差。”这一点，梁建章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
有一次梁建章回国探亲，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和隐藏的巨大商机让他震惊。梁建章觉得，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发展机会还是在国内，所以他决定转型。结束探亲回到美国之后，梁建章申请转换到客户服务部工作，从事ERP实施。他要寻找能够回到中国的机会，而在研发中心，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
1997年，梁建章获得了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通过了甲骨文公司的内部招聘，担任中国区咨询总监的职务。他回到了上海。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在1997年的时候，“海归”还没有那么流行，比梁建章稍早一点回国的张朝阳说：“当时的大趋势是出国，人人都在想办法出去。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还是会面临很多压力。”虽然没有梁建章那样顺利，季琦也曾去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读研究生的时候，季琦同当时所有做过出国梦的大学生一样，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苦读托福和GRE，冬天里上海的天气阴冷难耐，打壶热水烫烫脚继续背书是家常便饭。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并未让季琦实现他的出国梦，一直到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由于妻子在美国，他才得以探亲的名义来到美国。
1994年，季琦带着一万美元，来到了美国。
斗转星移，时迁境变，工作两年之后，美国对于季琦的意义已经与读研究生时完全不同。经过两年工作历练，季琦自我感觉做得还不错，这次去美国，他是抱着看一看、见见世面的态度。他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仍然在国内。
美国给季琦的感觉，与他的想象很相似。“像我这样的人，第一没有多少钱，我带的那一万美元根本做不了任何生意；第二没有很好的学历，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在美国没人会承认你，所以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多年以后，季琦在演讲时说，自己还算是非常幸运的人，由于懂计算机，也做过这方面的生意，一个开计算机公司的台湾人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
由于工作的关系，季琦在美国认识了很多台湾人，几乎每个台湾人都对他说：你应该回到大陆，因为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按照台湾的经验，当年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回到台湾后都在政商两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留在美国的人，基本上都仍然是普通的企业职员。
这验证了季琦认为自己根在中国的想法。“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已经被人占了。除非具有开创性的技术，这种技术足以在美国成为一个很大的商业模型，否则几乎没有办法获得成功。”当然，季琦在美国得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