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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并且采取新的战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尽管存在着金融不稳定性，但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冲破樊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贸易让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额财富的创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个国家中仅有25％的国家属于###国家；而今天，在经过25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每年要从全球贸易中获得1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占到美国GDP的10％，或者说是相当于每个家庭获得1万美元。在赫夫鲍尔和加拿大经济学家温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资本市场：G10面临的挑战》（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书中，他们宣称，现在全球经济从资本流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已去世的罗伯特·巴特利写过一本关于里根时期经济的书，书名是《丰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内容涵盖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序篇，我想它的标题应该叫《丰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应该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因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军人物。
这25年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规模削减贫困的时期。在2006年，我委托一位学者向我所在的杂志《国际经济》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测评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我当时感觉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与世界银行有关系的智囊人员，他还不能来自私人机构，因为很多私人机构极其不相信金融市场。另外，这位作者还不能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也是我们杂志的执行主编—推荐了苏尔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也曾经是投资银行高盛的合伙人，现在是一位私人投资者。最后，这位善于独立分析与研究的投资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巴拉总结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过去的25年代表的是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场转变的时期。根据传统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这是国际发展机构执行的标准），自从1980年以来，大约有10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1950~1980年间，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时候，实际上，全球贫困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段时期也实施过国家间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向发展中国家赠与的款项。但这种善意的努力却遭到了挫折，因为在援助接受国没有运转高效、可靠的机构，所以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是1980年后的全球化市场时期，在这一段时期，贫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惊的20％。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规模的转变还是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企业资本化改造，并降低了关税。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灾难。面对一些灾难，比如艾滋病还在非洲大陆肆虐，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显得太低了—即使这一标准是根据1994年的美元价值来划定的。但最终，只要看一下实际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金融体系背景下的企业资本化是大幅减少全球贫困的唯一模式。一个历史性的证据是，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10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在这里重申一点，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为缓解健康和医疗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有着鲜明姿态的一些慈善家，比如比尔·盖茨夫妇，在慈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摇滚歌星博诺就曾经通过紧紧抓住世界银行和国际药品公司，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努力与强有力的内部市场资本化进程相比，所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就连博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2007年3月，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在非洲所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商业在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全球化有缺陷，有时候也会让人失望，而且还经常无法预料，但正是这种全球化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然而，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25年之后，我们仍旧不明白全球化所有的含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了解到，尽管全球化体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但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经济的独特性还知之甚少。
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就好像一个静态的实体，它只是一个在阶层冲突上升的时代进行政治角力的附属品。实际上，全球经济更像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新闻周刊》的罗伯特·塞缪尔森注意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据：“每3个月，就有700万~8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同时又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旧的经济体系完全不同。在旧的经济体系中，公司和它们的管理精英打造了一个全球控制系统，以维持这种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多年以前，大型公司就一直冒着被那些善于冒险和进取的公司挤垮的风险—而这些冒险公司也随时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正像IBM公司的生存曾经被微软公司威胁过一样，现在微软公司的生存又被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新兴公司，比如Google，或者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Linux所威胁。
而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正进入一个交互式影响的新时代，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合作正在改变我们创造价值和增加价值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复杂程度得以加深。这是一个大众史无前例地参与国际商业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蕴藏着无限动能的变革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强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政府正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法制化管理。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世界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置身于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巧妙地引导并利用它，尽可能地做到趋利而避害。正像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开放而有创造性的社会所获取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创造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金钱和财富。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巨额的财富在美国找到了“避风的港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执行副行长迪诺·科斯目睹着每天流动的巨额资金颇有感触，他说：“这简直就是流动性资金的洪流。生产力革命在全球已经消失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如此迅速，而且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富裕了。”
事实上，现在全球的投资机会还是不足的，因为有太多的资金都投到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比如，自从1995年以来，有6。5万亿美元的境外净资产投入美国，这些投资要比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高出1。7万亿美元。国际体系已经处于失衡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要呼吁长期保持全球的投资平衡。他认为，美国需要“把非贸易产品和服务的资源转移到生产那些可进行贸易的产品上”。这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在扩大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同时，减少它的财政赤字以及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然而，这种转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在这期间，美国还是需要依赖国外投资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团体的一些核心人物非常反对外国投资—甚至把这种投资看做是“妖魔怪物”，因为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环境。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从短期来看，实际上，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威胁是，很多投资者都会认为美国不再接受外国投资。几十年来，全球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