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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玻利维亚总统官邸迎来了新年。子夜降临的前一刻，埃沃·莫拉莱斯才休闲自得地回到总统官邸。他曾承诺要举办记者招待会，与大家共迎新春，届时将发布一些新的计划。他进来站在电视镜头之前时，我迅速打量了那个奢华的建筑四周。我注意到不少记者—来自英格兰的《经济学人》的女记者，来自美联社的男记者，在场的还有拉美其他国家的记者。莫拉莱斯看上去精疲力竭。我不禁在想，此人从如此卑微的出身一跃而成为总统，现在正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如今他站在前面，形只影单，他现在的感受如何。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他的总统职位将不会是一片坦途。
2007年的第一天，从拉巴斯飞回迈阿密后，我想到了1992年在危地马拉与佩佩·加拉米勒的共事经历。如今，局势的发展如此之快、之迅猛，完全超出我当时的预想。当时，我是作为一名美国公司的代表去危地马拉办事，探讨开发玛雅自然资源的前景，但在同时，我也和一家非营利组织密切配合展开工作，致力于协助玛雅人保护他们的家园，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我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扮演的双重角色，也没有认识到我生活中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我祖国的诸多矛盾。
如今，从玻利维亚飞回之后，就和以前从危地马拉回来后一样，我回到了熟悉的文化环境。我们宣称尊重人权，然而，我们却过着建立在盘剥其他国家人民的拜金主义生活，坐享其成，悠然自得。我所生活的国度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竟然消耗了超过25％的世界资源。这个国家倡导环保原则，却又制造全球超过30％的最恶劣的污染。我的私人飞机烧的燃料，就是其他国家逐渐耗尽的资源。我的衣服，很多就是血汗工厂的产品。
1991年，我和伊哈德·斯佩林抵达舒阿尔部落领地时，那位老人的一席话完完全全道出了典型的美国生活。“你们梦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厂，建造高楼大厦，拥有的车辆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现在你们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1992年，佩佩害怕的是土著民。接下来20年的时间，将证明他的害怕是有充分道理的。在我就怎样做才能让局势好转征求热带雨林的那位老者建议的时候，他的点拨让我得以窥见未来的面貌。“很简单，”他是这么回答的，“你要做的，就是改变梦想……只需要你播下与你们大众文化不同的种子，教育你们的后代，拥有新的梦想。”
拉丁美洲已经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提议。由土著民、城市穷人及农村农民组成的主力军，以呼声和行动来改变梦想。他们发起运动保护文化和家园。他们推翻了专政暴君，把要求将自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候选人选为总统。说来很有讽刺意味，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美国人民。在反对公司帝国势力的行动中，他们迫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国在世界各地干的各种勾当。正是他们为我们和世界其他人民树立了榜样。
拉丁美洲的人民也带来了其他影响，不是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影响，而是对我们美国本土的影响。面对政府在削减养老金、教育、社会安全和医疗福利预算的同时，却增加伊拉克战争拨款预算、出卖新奥尔良飓风灾民，我们多数人还只是愤懑不平，而如今他们已涌上街头，公开抗议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移民法案。我们坐在家里，对国家所作所为唉声叹气，对着电视毫无作为，而他们却行使了我们《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直言不讳，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游行示威。不论你是否真的站在他们一边，这并不重要，但是你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举动，并为他们展示出来的勇气和付诸行动的决心喝彩。
中东人民同样在采取行动。然而，他们应对帝国势力扩张的方式沿袭了历史传统，因此和拉美人民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在20世纪的前半叶，石油成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保证可靠的石油供应，自然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日本攫取石油的狂热，正是他们决定突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提升了石油资源的地位。要知道，为坦克、飞机和战舰提供动力的，就是石油；卷入战争的任何一方，如果没有石油，那么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且，石油也逐渐演变为公司帝国势力唯一最强大的工具。
和平到来之后，美国石油公司高管拟订了将一举改变历史进程的计划。他们确信，只有说服美国总统和国会节省能源储备，已备将来战事和其他突发事件之用，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也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既然其他洲的国家资源可为我所用，我们何必耗尽我们国内的资源呢？他们伙同英国和欧洲公司，劝说政府为他们的资源开发业务免税，同时出台其他激励措施。他们宣称，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控制全球石油供应。
这种决策（历任总统和历届国会此后无不支持的决策）自然衍生了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力量之大，竟重新界定了国家边界，创建了新的王国，同时也推翻了诸多政府。和黄金一样，石油变成了权力的象征，发展成为货币定价的基础；和黄金不同的是，石油还对塑料、化工及计算机业务至关重要。
石油高管的计划看起来，就是要从第三世界产油国家赚取大量财富。然而，这和黄金开采热潮的情形如出一辙，石油也会成为他国的烦恼。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就好比是过去西部新兴城市中的黄金开采者，一旦他们提出拥有某地黄金的开采权，马上就会成为流氓和强盗巨贾下手的目标。
几乎与石油一跃而成为迈入现代化的钥匙的同时，美国的“老对手”苏联也浮出了水面。历史学家指出，帝国扩张的推动者需要制造外部威胁，而苏联正好方便地为美国扮演了这一个角色。莫斯科的核武器又正好为公司帝国所利用，他们宣称，在冷战面前，美国的外交手段应该创新。
在这种背景下，冷战时期第一次因石油而起的对峙事件，就发生在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多的那个地区—中东。当时，备受伊朗人民拥戴的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义正词严地要求，他的人民理应分享从自己家园开采的石油带来的收入，并将一家英国石油公司资产收归国有。于是，义愤填膺的英国人寻求其二战盟友美国的协助。当时英美两国都害怕军事干预会激怒苏联，从而引发核战。因此，美国决定不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入侵，而是送去中情局特工克米特·小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之孙）。只不过花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小罗斯福就组织了冲击伊朗政府的暴力游行，并最终将摩萨德政府推翻。中情局扶植穆罕默德·巴列维取代被推翻的民选首领，成为石油巨头的专制暴君朋友。
正如我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谈及的那样，小罗斯福的成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即我加入其中的经济杀手职业。他们得出教训：帝国的铸造，也可以在没有开战的情形下实现，而且其成本会大为降低。蕴涵资源的地方，不论何方，只要被公司帝国瞄上，中情局的战略战术就可以派上用场。克米特·小罗斯福是效力中情局的雇员，如果他被伊朗逮捕，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政府因此决定放弃政府间谍，转而采用私营部门的经济间谍。我曾效力的美因公司，就是这样一家被美国政府相中的合作公司。
没过多久，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就发现，要找借口操纵他国政治局势，我们不必等到油田被收归国有的时候才进行。我们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跨国”机构变为我们进行殖民活动的工具。我们通过谈判，为美国公司带回了利润丰厚的交易，与他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协定往往公然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商为代价，服务于美国出口商。到头来，这些国家背负巨额债务，局势失控。事实上，我们扶植了亲美的代理人政府，他们貌似以本国人民利益为重，但实际上却是为我们服务的仆人。
在经济杀手一次又一次的得手之后，公司帝国展开了鼓励石油消费的攻势。公关宣传专家前往世界各地，就如那些毒品贩子努力兜售毒品一样，鼓励大众购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