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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警惕隐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八十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１０％左右的低水平，从未出现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９２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三年猛增了三至五倍。私营、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３７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５０％。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南韩、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富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由于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财政支柱，其瓦解还意味着国家丧失凝聚力，国防建设失去强大的物质基础，科教、文化和社会保障失去经费来源，不念养育之恩却鼓吹私有化的学者，也会失去衣食父母和工资来源。
前苏联曾经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支撑着超级大国的强大国防实力，向全体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私有化却促使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工业科技和国防力量严重衰败，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去年俄罗斯竞选中最时髦的口号，已不再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反私有化”收回被掠夺的资产，非共产党的党派也以此拉拢选民。普京前不久也说，莫斯科电视台大火等灾难频发，暴露了背后隐藏的更广泛问题，即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正处于危急状态，俄罗斯再不能将真实情况隐瞒下去了，他还说工业金融寡头趁私有化之机，掠夺资产是造成灾难的重要原因，是破坏国家和军队的罪魁祸手。许多长期在俄经商的中国人也反映，由于工业金融寡头掠夺资产转移海外，出口的外汇截留在国外回不来，甚至著名的秋明油田也十分困难，俄罗斯各个行业的设备正急剧老化，这是十年长期缺少投资的必然结果，前景不容乐观甚至可能出现大衰败。正是出于挽救国家危难的迫切需要，普京正采取强有力措施打击金融寡头，调查丘拜斯等主管私有化官员同寡头相互勾结，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大肆掠夺国家财产的罪行。由此可见，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退出和私有化，将导致难以逆转的历史性灾难恶果。许多俄罗斯学者在对华学术交流中，也对某些中国学者主张推行国企私有化，效仿俄罗斯的灾难道路表示惊讶。
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行业，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９２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８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