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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挖河是县里的工程，每个公社都要派劳力参加。但那时当地贫下中农已不愿再挖这种毫无意义的河，不仅吃苦受累，每天补贴的一点粮食还不够付出的体力，而且一干起来就遥遥无期，所以，那时再有这种工程，各公社派出的河工就多是知青。
当时临近初春，祁建国和刘一兵都被派到工地上来。
那一次也是合当有事。开工第二天的上午，刘一兵和祁建国正在工地上干活，就又碰到了林大林。当时林大林的肩上挑着一副空桶，看样子是去为他们村的河工挑水。他一见刘一兵，就走过来不阴不阳地说，听说这批选调有你，怎么还来干这种活？当时刘一兵也已得到这个消息，到了这种时候，也就不想再跟林大林一般见识。
于是，他心平气和地说，还没接到正式通知。
林大林又回头看看祁建国，嘿嘿一笑说，你是完了。
祁建国慢慢直起腰，问他，我怎么完了？
林大林说，你已经彻底完蛋了，你还想选调吗？
祁建国说，我怎么就不能选调？
林大林用手指着他说，你把张旗都逼死了，你还想选调？
林大林这样说着，把头一仰就哈哈大笑起来，肩上的两只水桶也随着来回乱晃。但这一次，林大林显然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身边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他是在单独面对祁建国。祁建国盯视着他，突然转身抄起插在地上的铁锹。他的这个动作出人意料，而且娴熟连贯非常之快，以至当林大林反应过来时，那把铁锹就已来到他的眼前。事后据目击的贫下中农说，当时祁建国抄的幸好是刘一兵的铁锹，刘一兵手懒，铁锹并不太快，倘若他抄了自己的铁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祁建国有个习惯，平时总喜欢在井台上或石头边磨他的铁锹，因此他那把锹也就薄而飞快。但是，即使祁建国抄起来的是刘一兵的铁锹，即使这把铁锹并不太快，铲过去的这一下也相当严重。当时林大林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铁锹，显得有些惊讶，他张开嘴，刚啊地叫出一声，那铁锹也就到了，就那样咔嚓一下，他的半边嘴就一下被铲到了耳边。
人的头颅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如果将嘴这样铲开，整个脑袋也就似乎被铲开了一半，那样子不仅吓人，而且非常的难看。
林大林就那样发出一声很奇怪的惨叫，然后就滚到地上。
祁建国当即被弄到了县里。
那时对知青的管理工作已抓得日紧。为狠煞知青斗殴歪风，县“专政指挥部”和“知青办”正想抓个典型整一整，于是就将祁建国又押回工地，宣布对其拘留之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手铐脚镣地押走了。当时祁建国走得挺胸昂头，大义凛然毫无惧色。
但是，祁建国并没在县里羁押几天。县“知青办”的人经研究认为，像祁建国这种情况，应交还原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处理。于是，他竟被押解回城了。
祁建国被押送回城的那天，汽车先开到我们公社，为他办理一些相关手续。与此同时，刘一兵也已接到正式通知，刚好来公社办理选调手续。刘一兵从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兴冲冲地走出来时，迎面正好碰到戴着手铐的祁建国。
祁建国已被剃成了秃头，他冲刘一兵笑笑问，你也回去？
刘一兵点点头，嗯了一声。
祁建国自豪地说，我也回去*9选
十三
那以后，就到了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７年的冬季，大约１２月中旬，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件事至今想来仍令人激动，而且记忆犹新，它不知改变了多少知青一生的命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的，就在那一年冬季，又恢复了高考制度，也就是说，上大学已不再由工作单位或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而是又要考试了。
也就在那一年，我考取大学，终于离开了陈村。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已临近春节，去公社办理一应手续时，竟又碰到刘一兵。这时的刘一兵蓬头垢面，穿一身满是油渍的再生布工作服，似乎刚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回来。他告诉我，他上一次被选调，竟分到石油勘探单位，然后去了一个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那里整天风沙弥漫，荒无人迹，连野生的动、植物都极为罕见。他只呆了几天就意识到，倘若在这里，还不如回去继续插队。于是，他重新经过一番努力，好不容易才又办回来。他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已重新获准插队，来公社是报到的。
我没忍心告诉他我的事。
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想安慰他几句，却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
那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就再也没见过刘一兵。
很多年后，我在街上偶然遇到祁建国。这时的祁建国已油头粉面，而且是从一辆咖啡色的“林肯牌”轿车里钻出来的。他告诉我，当年他从公安局里放出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到后来他也就成为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我没问他做的什么生意，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我向他问起刘一兵。他的神色一下有些黯然。
他告诉我，刘一兵已经不在了。
刘一兵第二次去农村，又呆了很多年，耗到后来已没了选调，想办“病退”又办不回来，就那样窝在了农村里。再后来他就四处想办法，还经常跑来市里乱撞，像疯了一样逢人就打听为知青落实政策的事。但这时已没了“知青办”，各种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也早已撤消，就这样，他又跑了几年，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他来到县城的街头，先将一桶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然后轰地把自己点燃，就在街上拼命地狂奔起来，直到最后，他跑到一根木制的电线杆前，就那样抱着那根电线杆被活活烧死了，到后来，连那根电线杆也被引燃起来。
我含着泪想，那根在风中燃烧的电线杆，一定像一株向日葵。
注：若干年后，我又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一个政策下来，该政策规定，举凡知青，无论在当地招工与否，一律可返城。于是，我那些遗留在当地的同学就都像一阵风似地被刮回来。据说，连林大林也携妻带子地回来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６日写毕天津木华榭
南方往事
钟求是
钟求是男，一九六四年出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现供职于温州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暑假里一个晚上，温棋久跟着曹大奎们练抽烟。大家一溜儿坐在桥栏上，允许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
香烟是自制的，用捡来的烟蒂揉碎了搓成条儿，搁在嘴上又长又硬。夜色中大家都不说话，但把眼光暗暗给了曹大奎。曹大奎抽得特别好，别人嘴边都有一只红的亮点，他没有。他把带火的一头倒插在口中，一边吸着一边从鼻孔里蹿出两道笔直的烟雾。
正是在这时，曹大奎像是想起了什么。他把烟火从嘴里拔出来，同时跟出一句话：“温棋久，你跟《杜鹃山》里的叛徒一个名儿。”温棋久说：“你胡说。”曹大奎说：“我他妈的没有胡说，你不仅是个叛徒，最后还被一个女人给毙了。”他这么一说，大家就高高低低地笑起来。笑声中曹大奎说：“那个女人叫柯湘，是县京剧团的人尖儿，长得真叫好看。”曹大奎又说：“跟着这样的女人闹革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也乐意。”
曹大奎今年十四岁，比温棋久大了两岁，说的话已经有些高深。温棋久心里糊涂一会儿，突然就起了去看样板戏的念头。
第二天温棋久去了一趟剧院售票处，看演出时间和票价。那票价不是零食，是使劲跳高了才够得着的数字。温棋久静着脑子，把可以要钱的人想了一遍。母亲是最不可能的，她每天做的一件要紧事就是往簿子上记账。她会点点滴滴记上吃的用的，可决不会记上一张戏票的钱。父亲是个有空子可钻的人。等他高兴的时候往他跟前一站，你的掌心也许会多出一个钢。但你要是嫌少了，再一伸手，他就会给你一个巴掌。可以指望的是爷爷。爷爷原是见过场面的人，所以土改时被定了富农。说是富农，却没有一点儿剥削人的样子。每天上午他攥着畚箕和小锄出门，在城外的土路上巡走，见着牛屎猪粪什么的就一一拨入畚箕。把畚箕弄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