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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把所有信息拼凑成整体印象，没错，是有事情即将发生，美国政府将对日本厂商征收倾销税，也就是说，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芯片的日本厂商将遭到巨额罚金的报复，很可能会引发一场贸易大战。
我试着向麦克德莫特解释这些，我认为我应该在晨会中谈此事，麦克德莫特问我：“这会造成股票上涨还是下跌？”
我说：“我不确定。”
“等你确定后，再来找我。”
这并不是向投资人的建议，但却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记者西姆斯，就是在格鲁伯曼的拳击赛晚餐中坐我旁边那位，他接听电话，但好像根本不记得我是谁，我告诉他：“有件大事即将发生。”
“你指的是什么？”
“制裁，倾销税。”
“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把我得知的所有情况告诉他，他向我道谢，挂上电话，就这样，大约三星期没见什么动静。
突然间，事情开始热起来，里根政府里有人对媒体放出风向球试探舆论，想看看社会对制裁日本厂商的反应如何。《纽约时报》驻华府办公室对此一无所知，便向纽约总部查询有没有人知道内情，西姆斯说他知道一点，他到处打电话，但没人知道任何事，然后，他才想起我们的谈话，并在周五下午打电话给我，问我知道些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为什么等等，我详细向他说明。
周末，我翻阅《纽约时报》，没看到任何报导。但是，星期一早上，时报头版以斗大的粗体字刊登了西姆斯撰写的一篇报导，谈到美国政府可能对日本厂商开征反倾销税，他在文中多次引述我说明为何政府打算采取此行动，以及此行动对产业的影响。这可真是一周的好开始！
约莫早上10点，我在办公室和格鲁伯曼闲扯，秘书走进来说，美国广播公司（ABC）“夜线”（Nightline）节目制作人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接电话。
“好啊。有何不可？”
我接起电话，制作人说：“我知道你今天早上一定非常忙碌”，我捂住话筒，问格鲁伯曼今天早上是不是非常忙碌，格鲁伯曼点点头，电话那头又说了：“我们可不可以派一位工作人员去你那里，请你谈谈有关倾销税的事，并录音下来？”
其实，并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政府还没做出任何宣布，只不过是放出了试探舆论的风向球。我给美国广播公司十五分钟，含糊不清地随口谈谈，事前，我唯一想到的一句话是：“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
那天稍后，为了撰写后续报导，西姆斯再打电话来，他向我承认，这事件并不是他的专长，他是负责电信业的记者，《纽约时报》里有许多记者想跑这条新闻，但这是他的新闻，因为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参加了格鲁伯曼的拳击晚餐。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明天刊登的后续报导，他想再度引述我的意见。可是，直到星期四、星期五，整个头版都是引述美国与日本官方谈论有关贸易大战和制裁的报导，我也观看了一整个星期的“夜线”节目，什么也没有。周五，股市收盘后，里根政府发布只有两句话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对日本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到处都在谈论此事，当天晚上，我出现在“夜线”节目中，他们特别凸显了我的那句话：“在世界贸易中，我们不能当窝囊废。”嗯……，我想，我该好好思考如何运用媒体来帮助自己了。
牛市时代（4）
上电视
在楼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地道里，有一些闲置的储藏空间，被一家名为“金融新闻网”（FinancialNewsNetwork）的有线电视频道使用，他们有一两台摄影机、几位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五十多位观众，他们经常在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左右打电话邀请我下楼，在四点十五分左右对当天科技股的走势做总结分析。反正我下班回家刚好顺路，有何不可？所以，我经常上那频道节目。这频道最后变成今天的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唉！我当年应该要求成为节目的固定来宾才对。
分析师经常很长时间没什么需要做出分析评论的新闻或事件发生，当有事发生时，你得在不到两分钟内做出评论。除了晨会，多半是无聊的一整天，直到公司在下午四点以后公布获利数字，分析师的生活，有90％就是露脸。我们的办公室有一扇门，还有一扇小窗，这样，当你办公室的门关起来时，大家可以从这小窗向里望，我有时会在下午关上门，把脚抬高，打开一本商业杂志，小睡片刻。问题是，潘恩·韦伯装设了一些愚蠢的动作感应器，侦测动作、并在你进入你的办公室时自动开启照明，若你在办公室内十分钟未做出任何动作，感应器也会自动关闭照明，所以，如果我睡着了，办公室里的灯就会自动关掉，有时候，格鲁伯曼经过时，看见我坐在里头，灯却关闭，他就会打开我的办公室门，让灯开启，然后捉弄在里头打瞌睡的我。
潘恩·韦伯有一位年轻助理亨利·迪奥利亚（HenryD‘Auria）的问题更麻烦，有一天，我在早上八点进公司，他看起来糟透了，大概是昨晚喝了一整晚的酒，或是没换衣服就睡了，也可能两者皆是。他告诉我，他不久就将正式升为负责快餐餐饮店产业的分析师（那我就可以介绍他认识那位薯条大王！），他通宵准备今天早上的演示会（大概十五分钟后开始），忙到清晨四点左右，他想那就和衣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四个小时吧。问题是，他在睡梦中一动作或一翻身，那该死的电灯就自动开启，这样搞得他不断醒来，于是，他渐渐挪身到他的办公桌下，直到感应器无法侦测到他为止，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他只睡了半小时，一起身，整个脸撞上桌子！
飙去赌城
几星期后一个傍晚，格鲁伯曼、我和潘恩·韦伯的研究部协调员雷伊·欧济乔夫斯基（RayOzyjowski）（大家习惯称他欧济＇Ozzie＇）在市中心和一位客户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我们所有人决定共乘一辆出租车出城，坐在前座的欧济忽然转过身说他当下心念一动，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前往知名赌城大西洋城，他问出租车司机载我们到那里（约三小时车程）要多少钱，司机摇摇头：“不行。”欧济望向我：“你加不加入？我们先在下一台自动提款机停一下，把信用卡里剩下的额度全部提领，就朝大西洋城出发。”
“好，我加入。”我大笑着说。
格鲁伯曼马上附和：“我加入，我可以替大家弄个房间，我们可以到沙洲大饭店（Sands）赌。”
那位客户默不出声，生怕我们会邀他加入，欧济不断设法说服出租车司机：“好嘛，载我们去啦，想象你明天带着大把绿油油的钞票回到家时，你老婆一定会把你当成英雄的！”
“不行，先生。”
我可以感觉到那位客户全身冒汗、发抖，格鲁伯曼滔滔不绝地描述那里的赌场、食物等等。那晚，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大西洋城，不过，牛市时期就是这么疯狂、有趣。
上报纸
我走进史密斯办公室，坐下来等他讲完电话，一起下班去喝杯啤酒。他对着电话讲不停，我向他展现我最大的耐心表情，他还是讲个不停，然后把话筒递给我，我盖住送话口，问道：“是谁？”
“你讲就是了，匆忙先生，”史密斯说。
我对着电话那头：“哈啰。”
“噢，嗨，我是《华尔街日报》的保罗·卡罗（PaulCarroll），我刚刚和史密斯聊，他说你大概知道有关于半导体的东西。”
卡罗在做一篇有关IBM和迪基多（DigitalEquipment）的报导，需要引述分析师谈谈内存芯片市场的状况和未来的价格走势，我很乐意和他谈，这可是史密斯帮我一个大忙。第二天早上，卡罗在其报导中引述我的名字，谈到有关内存芯片产业，结果，在午餐前，我已经接到《福布斯》和《财富》杂志记者的电话，接着打来的还有《达拉斯晨报》、《圣荷西水星报》、《芝加哥论坛报》、《电脑经销商新闻》杂志、《电子时报》。我看，读《华尔街日报》的人还真不少。
牛市时代（5）
运动好手群集
格鲁伯曼当过拳击手的经历并无损于他的声誉，华尔街的人对运动非常着迷，我想，那是因为运动是具有男子气概的、竞争性的东西吧，或是除了证券报酬率以外尚可谈论的有趣话题。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