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在六月份当中我们亏损了一三六％，使得本年度获利绩效降低为九三九％。在七月份当中也是小幅亏损。我们将尽速完成会计师的稽核报告，并将剩余的金额归还诸位。
诚心感谢
马提·舒华兹
树林里的小白球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回到罕普敦的海边别墅，披着海滩浴衣，操作着自己的资金，这个感觉真好。兰迪斯说服我重拾很久没打的高尔夫球，而奥黛莉和我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球并不是一项我自己挑选的活动。相要把高尔夫打好的话，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而且打高尔夫本身也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打一场高尔夫几乎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但这是兰迪斯建议我做的运动，他要我试着在球场上打发时间。
我们加入高尔夫俱乐部没有多久，奥黛莉就找到一位银行家和他的老婆来当我们的球伴。现在该是我放松心情的时候了，她也希望我们藉此扩大社交圈。我们约定在上午十点半开球，但就在我们出门前，我看到史坦普指数突破了我预想的超势轨道。我知道市场已经呈现超买状态，所以打电话给汤米·考林斯并且卖出了五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我把我的行动式报价机和行动电话放进球袋里，然后出发前往球场。
我们和那个银行家以及他的老婆在球场上挥杆，聊着一些无关紧要、言不及义的话题。我们应该是要享受一些快乐时光的，但是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五十口史坦普期指，以及如果市场反转时我该如何处置这个部位。在每一洞开球时，我都假装在球袋里找新球，实际上却是在查看报价机上的市场价位。到了第六洞，状况果然来了，市场开始反转。我得打电话给考林斯，叫他轧平我的部位，而且我马上就得打这通电话。我没有办法等到在第九洞休息时才打。如果那时才打，一切就太晚了。但是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干什么。在球场上还在做生意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更何况当时奥黛莉还不知道我偷偷地做了这笔交易。
奥黛莉和那位银行家太太站在我们左手边远处的女士开球区，所以现在只有我和那个银行家在一起。“该你了，马提。”他说。
我站上开球的位置，摆好了球。这将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击，我得好好打这一球。我回想着我的教练在上高尔夫课程时对我说的话。“把球对准你的左肩放好，头部保持瞄球姿势，把球杆慢慢向后拉高，不要打弯左手肘，直挥向球。”我把球放在对齐我右肩的地方，抬起头，把球杆胡乱向后举，打弯左手，然后猛力地挥向小白球。
咻地一声，我抬头一看，球飞进了树林里。好极了！打得好！“哇，真糟！”那个银行家说：“你能把球找到就算幸运了，马提。要我和你一起去找这颗球吗？”
“不，不，不用麻烦了。我想我知道那颗球飞到哪里去了。而且如果我真的找不到的话，只要再拿一颗球出来就好了，像我这种烂技术再多加两杆也没什么差别。”
我钻进树林里，躲在一棵树后面，拿出行动电话，拨了考林斯的电话号码。“汤米，轧平那五十口，现在就卖掉。”
我在那笔交易上赚了六万美元。没有人比我更聪明的了，至少兰迪斯就看得出来。“马提，”他说：“你知道吗？你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寻常？”我说，“谁会想当一个寻常的人呢？医生，你得知道，从我五岁开始就一直想要与众不同，出人头地。心里想的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我是一个操盘手。没有任何一个操盘手是平凡无奇的。如果我想当一个平凡人，当初就会把钱放在指数基金里，然后安安稳稳地继续当我的证券分析师。全身上下我惟一希望能正常的东西就只有我的体温。
“马提，你就像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一样。你已经对你的肾上腺素上瘾了。交易这项行为使你情绪亢奋而且精神狂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感觉的诱惑。而你也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情绪低潮，就好像是宿醉一样。你感到相当沮丧且情绪低落，而惟一能够让你从这种感觉中恢复过来的就是再度进场交易，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你病倒为止。你得要找出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行。”
心理治疗师就好像矫正器一样。而这正是在接下来六个月中和兰迪斯努力的目标。我一直在尝试错误，直到我开始看出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当我躺在手术台上为自己的生命而病魔奋战时，我就和自己约定，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医院，以后就会花比较少的时间从事交易，并且花更多时间来陪陪奥黛莉和孩子们。
远离纽约
我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而且我相信，只要我需要更多，随时可以从市场上赚到。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我知道如何在每天早上起床后，保持清楚的头脑，然后从市场里赚取二万、四万或八万美元。就算我在操作基金方面没有赢过波奇那又怎么样？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击败他。在我从鬼门关走过一回、失去一个孩子，和奥黛莉一同面对乳癌的威胁后，该是我停止在外面和人一较长短，而开始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了。我决定要在人生的最高点时急流涌退。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得离开纽约。兰迪斯是对的，我已经对交易这件事完全上瘾，不可自拔了。如果我还留在纽约，保持原来的生活型态，继续和那些老朋友来往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走回头路，继续沈溺在和波奇那种人竞争的状态里。除此之外，我对纽约那寒冷而灰暗的天气也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到一个温暖而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决定要把自己从谷底拯救出来，我要把全家搬到佛罗里达。
要改变我的生活型态，并且完全切断和纽约之间的关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奥黛莉和孩子们都不想搬家。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对佛罗里达能有什么了解？佛罗里达是一个最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而我才四十八岁而已。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大半的成分是不想去的。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得把公寓卖掉，把公司和办公室也搬走，搬运塞满了十二个房间的家具，买一个新房子，重新装潢，在房子没弄好以前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交易，我得再买几部新车，替孩子们找学校，办保险，开新的银行户头，还有其他几百样数不清的事要办。而且我真的很想念纽约，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我那幢海滨 别墅、华尔街的市场脉动、“内线”史基尼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纽约，如果我出门想叫部计程车，当老天帮忙且不下雨时，或许可以叫到一部，否则就得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叫得到。除此之外纽约市也充满了噪音、垃圾，随时有人会挡住你的路向你借个火，每个街角随处可见要饭的乞丐，警车的笛声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而且除了砖块和柏油路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砖块和柏油路，那就是纽约的代表性景观。
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们卖掉了公寓，正式搬到佛罗里达，那里安静而且清洁。那里的驾驶人总是谦让有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八十多岁的关系吧。在那里没有拦路的抢匪，没有满街的乞丐，没有水泥丛林，没有垃圾，放眼望去都是穿着轻松服装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翠绿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奥黛莉有一幢新房子可以忙，孩子们有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要适应，而我则搬进了一间明亮、干净，而且可以*'望大海的新办公室里，放下所有的窗帘，看着荧幕，继续打电话给芝加哥交易所里的汤米·考林斯。
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我打电话给兰迪斯：“大夫，我这么大费周章，结果好像只是让我自己从纽约那个黑漆漆的办公室，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黑漆漆的新办公室而已嘛！”
兰迪斯给了我另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电话，他想这或许能给我一些帮助。我和这位新的佛罗里达医生约了个时间见面。经过几次门诊后，他对我说：“马提，你太严肃了，你的太太也很严肃，而你们也把孩子们教得愈来愈严肃了。你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去打打高尔夫，到海边坐坐，读本书，放松一下吧！”
“我们当然很严肃，”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严肃的。你知道，你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赢比输可要好得多了。你得取得胜利，才付得起钱找个心理治疗师来修理你。”
在过去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