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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再动一次手术，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药物来控制病情的话，就必须开刀摘除你的心包囊，没有它你一样可以正常过日子。”
CBOT的债券期货在星期日的晚间也开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维·高费德，并且留话要他立刻回电话给我。或许在没有心包囊的状况下我还是可以过日子，但是我可不确定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受得了再动一次大手术。我必须轧平那个债券期货部位，当那些贪婪的投资人打电话来想知道他们的钱操作得怎么样时，奥黛莉可以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即使我死掉了也一样。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着身旁仪器嘈杂的声响，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债券期货部位到底怎么样了。有一位护士拿了一支电话走到我床边。“舒华兹先生。这是你的私人医生高费德医师从芝加哥打来的电话。我们把你的状况向他报告过了，但是他坚持要和你说话。”高费德医师？
“怎么样，马提，他们不肯把我的电话接进来。没有人能打电话进加护病房。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你的私人医生，而你想从我这里听一听意见。”
“哦，你真是一个好医师，艾维。”我轻声地说：“那你的诊断如何呢？”
“你已经赚了十点，大约是二十万美元。你想要怎么做？卖出吗？”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谢谢你啦，高费德医师。”
第二天早上，我真正的医生帮我注射类固醇，而感谢高德医师，这个疗法真的有效。我的高烧开始神奇地减退，心跳速度也从每分钟一百四十下回到每分钟九十下。我终于在十二月四日离开了医院。从十一月七日开始，我总共进了医院三次，总住院时间长达二十六天。当然在这段期间内我为我的投资人赚进了五十万美元，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我的医院账单就超过了十万美元，但这终究只是金钱上的花费。真正让我感到心痛的是，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我的投资人尽心尽力赚钱，但是在生病住院的这段期间，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寄任何一张简单的卡片给我，关心一下我的健康或是安慰一下我的家人。
我回家并回想起这场恶梦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和麦克·施密斯会面中的谈话内容。如果时空换成是现在的话，我会对他想要募集基金的计划有什么评语呢？我曾告诉他为了操作别人的资金而付出太多心血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我也会告诉他不管得到金钱上多大的报酬，为那些对你一点也不关心，甚至不在乎你死活的人工作是毫无价值的。
我一直都想和市场中的高手们一较长短，而在某段时间内我也的确办到了，但结果却几乎要了我的命。金额庞大的基金对都铎琼斯、索罗斯、德拉肯米勒、罗勃森、贝肯以及考夫纳这些操盘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操盘手，不喜欢任何人来干涉我在操作上的决策，也不想为那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人负责。我只想要享有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保有健康。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维持基金的运作，我还是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些欣赏我和我的操盘能力的投资人，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下操作一个金额具规模的基金。
在寄给投资人的十一月份绩效报告中，我写道：
十二月十四日，一九九年（我最后一次住院的出院日）
亲爱的伙伴们：
我对于十一月份的操作绩效延到今日才送交给您感到万分抱歉，但正如同部分投资人所知，我在上个月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病毒，起先像是肺炎，但最后却漫延到我的心包囊中。为了挽救我的生命，我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清晨进行了一项必要的外科手术……
我预期一九九一年将是一个远比今年来得更有生产力的年度。我们的基金规模将在一九九一年下降为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美元左右，如此一来应该可以使诸位投资人的报酬率更为提高。将资金继续留在本基金的伙伴们现在就像是我的一家人，我将在一九九一年更加倍用心为您服务，特别是在我由死神手里走过一遭后。
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一、在压力摧毁你之前先把它化解掉
雷·古拉（Ray Gura）是一个古板、有着一头白发又固执的选择权操盘手。他坐在一个拥挤吵闹，充满着不成气候、一心只想混口饭吃的操盘手办公室里。我是在八年代初，刚离开Amex到场外自行操盘时认识他的。贝尔·史腾公司给了我一间位于交易所附近的私人办公室。而雷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门外。
有一天我正在史坦普指数期货上建立一个很大的部位，压力正开始慢慢在我心中堆积起来。市场正在下跌，而我仍继续在那个本来就不小的部位上加码摊平，在一路下滑的走势中加码买进是我几乎从来不做的事，但是我的技术指标一直告诉我市场已经超卖，应该会出现一个反弹走势。此外，奥黛莉在那一天休假，所以并没有在我身边提醒我已经违反了自己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守则：绝不让自尊心控制你的交易行为。
当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时，我开始找一些方法来解除压力。我笨拙地在桌上摸索着，找到一只铅笔盒，把它放在头顶上，然后跑到雷的办公室，跳到雷的桌子上，开始轮流踩在每一张桌子上，拿着那个铅笔盒跳舞并大叫：“我买进喽！我买进喽！我是他妈的死多头哦！”
当你正处于输钱的状况，而且开始脑袋空空的时候，该尽快采用任何一种可行的方法来帮助你理清思绪。不管你是一个市场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不能失去你的客观性。
我藉着跳到桌子上跳舞来抒解压力，因为我怕我像在共和党获胜那天放空时一样地停止思考，呆若木鸡。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下来，重新思考我的策略。我依然得到同样的结论——作多是正确的决定。但是这一回我还是为我的部位设立了一个停损指令。不久市场果然开始回转，到了那天收盘时我赚了十万美元。
第二天早晨，雷·古拉走进我的办公室。他手里拿了一颗棒球，球上有一九六年美国联盟冠军纽约洋基队全体球员的签名。“拿去，”他把那颗球拿给我：“我希望你收下它，因为你是那样迷洋基队。”我看着那颗球，上面满布着我心目中偶像球员的亲笔签名。我从小时候住在纽海文时就是这些人的球迷。“雷，”我说：“我不能收你的球。而且你为什么要把这颗球送给我？”
“因为你让我和家人赚了很多钱，这就是我的理由。”雷回答我：“昨天当你拿着那个铅笔盒在我们的桌子上跳舞，并且大叫着你持有了很大的多头部位时，我打电话给我在交易所场内工作的儿子和女婿，告诉他们如果你作多，我们最好也跟着作多。马提，昨天是我们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天，我们希望把这颗球送给你作为我们最诚挚的礼物。”
我仍然不愿意收雷这个具有二十三年历史的纪念球，但经过他一再坚持把这颗球作为他对我深刻谢意的象征品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想无礼，而且也真的深深被这个礼物所感动。今天，这颗球装在一个玻璃盒中放在我儿子的房间里，就摆在他的书桌上。
二、没有人能够死到临头，还拼命工作
一九九二年，有一个名叫肯·库希（Ken Kush）从芝加哥来的债券操盘手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去看一匹赛马。我当时正想让自己和市场切断往来，并且培养一些新的兴趣。而且从我到过赛马场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梦想着能拥有一匹赛马，所以我说：“好啊，我们去吧！”
肯帮我们买了一匹四岁大，名叫普利班的小雌马。普利班一跑出起跑线就一路落后，她有各式各样的毛病，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在别的马身后喘气。肯曾经飞到各地去看她参加各项比赛，然后总是打电话给我说：“马提，别担心，她是一匹很棒的马，只是她的训练师没把她照顾好。”或者是“马提，那个训练师说他发现了一种新药可以让她变成赢家。”又或者是“马提，她刚刚才跑出第三名的成绩。这真刺激。你一定要来看看她。”
我并不打算搭飞机跑去看普利班，然后把我的钱浪费掉，但是有一天肯打电话来，说：“马提，好消息。下星期三我们帮普利班报名参加一项比赛，她可不是昔日吴下阿蒙喽！训练师帮她找了一种刚刚由马里兰州赛马协会核准使用的�